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秦素银

    1918年9月红楼建成于沙滩（当时称汉花园），这座建筑并没能依照其原建筑目的成为北大预科学生寄宿舍，而是成为北大文科、校部和图书馆所在地。1918年也正是近代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蔡元培入主北大的第二年，新文化主将们聚集在北大，实现了北大与《新青年》一校一刊的结合，从而使红楼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北大师生是这场运动的主要领导与参与人，红楼见证了五四运动从爆发到胜利结束的全过程，从而成为五四运动最重要的历史见证。

　　一、红楼的建成与投入使用

　　1916年，当时的北大校长胡仁源、预科学长徐崇钦与比国仪品公司订立借款合同，借洋二十万元，在原汉花园学生宿舍东侧修建预科学生寄宿舍。[①]1917年9月，一座主体用红砖砌成的五层大楼拔地而起，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红楼。1918年2月，学校将原拟做寄宿舍的新楼“改作文科教室及研究所、图书馆与其他各机关之用”[②]。这年9月，红楼正式落成。这座建筑平面呈工字型，地上四层地下一层，红瓦坡顶，体量高大，东西面宽一百米，主体部分进深十四米，东西两翼南北均长34.34米，总面积一万平方米，砖木结构，建筑造型为简化的西洋近代古典风格。底层青砖墙，水平腰线以下，以宽大的水平凹线强调其厚重感。二至四层为红砖墙，青砖窗套，角部以“五出五进”青砖作隅石处理。檐部以西式托檐石挑出。南立面中央部分墙体微向前凸，项部上折成西式三角形山花，窗户改为一大二窄的三联窗。底部入口为塔司干柱式的门廊。门廊两侧坡道可供车停至门前。门厅北部为主楼梯。两翼各有一部楼梯，通往后院。[③]

　　1918年9月30日，文科教务处及文科事务室[④] 搬入红楼，随后北大校部各机构：校长、各科学长、庶务主任、校医陆续迁往红楼办公。10月2日，北大文科开始在红楼上课[⑤]。从10月12日起，图书馆开始迁往红楼[⑥] ，10月22日图书主任发出公告“本馆办公室一概迁至新大楼第一层，各阅览室亦皆布置完竣，自今日起即在新舍照常办公。”[⑦] 图书馆的搬迁工作结束，意味着红楼已经完全投入使用。

　　二、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

　　1917年1月，蔡元培正式就职于北大，并开始对北大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蔡元培认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学生进入大学的目的应是求学，而不是升官发财。为改变北大腐败的状况，蔡元培从延聘“积学而热心的教员”入手，采取“兼容并包”的原则，许多不同观点的教授包括保皇党（刘师培）、守旧派（黄侃）和自由主义者（胡适）、激进派（陈独秀）都同时受聘任教于北京大学，努力营造思想自由的学术氛围，充实和提高北大的学术研究和教育水平。蔡元培能兼容新旧，但骨子里是“趋新”的，就任北大校长之初就聘请了新文化运动主将、《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又延聘胡适、周作人、刘半农、杨昌济、程演生、刘叔雅、高一涵、李大钊、王星拱等《新青年》杂志的重要作者进入北大。陈独秀掌北大文科，促使了北大原有革新力量如钱玄同、沈尹默、陶孟和、陈大齐等人成为《新青年》作者，实现了新文化力量的大结集。从此新文化运动形成了集团性的力量[⑧]，并在北大学生群里发挥了深远的影响。

　　在学生方面，蔡元培大力“扶植社团”，倡导学生组成具有积极意义的社团，并指派教员进行指导，开展各种有益的活动，把学生的课余兴趣吸引到学术研究和健康的文体活动上来。

　　随着北大文科、校部和图书馆相继搬入红楼，新文化运动诸子们的活动场所也逐渐从马神庙转移到汉花园，北大红楼在真正意义上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红楼每个角落都可以追踪到他们的足迹。除教员在这里上课，学生在这里听讲外，不少人在红楼办公。蔡元培的校长室、“我国白话文的开山老祖”《白话日报》的创办人李辛白的庶务主任室都在红楼二层，陈独秀的文科学长室也位于红楼二层，1918年11月，《每周评论》就在这里诞生。[⑨]李大钊的图书馆主任室位于红楼一层的东南角，《新青年》同人常常在这里聚会，[⑩]学生们也喜欢这里，是师生间“互相问难”、掊击“旧社会制度和旧思想”的好地方，从而酝酿出五四新文化期间最有影响的学生杂志《新潮》[11]。

　　蔡元培校长对各种社团都予以大力支持，除亲自参加社团活动外，如出席社团会议，担任名誉会长，还设法为社团活动提供场所，红楼建成后就成为北大学生社团活动的重要场所。

　　1918年11月，傅斯年、罗家伦、徐彦之等创办了新潮杂志社，编辑出版具备“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词”三要素的《新潮》杂志[12]，大力鼓吹新思想和文学革命，《新潮》就诞生在红楼一层二十二号。

　　以“昌明书法，陶养性情”为宗旨的书法研究社是由罗常培、俞士镇、薛祥绥、杨湜生等学生发起，1917年12月21日成立，其主要活动为“每周任写各体书呈教员评定”。书法社的成立得到了蔡元培校长的大力支持，他请来对书法颇有研究的文科教授马衡、沈尹默、刘季平做书法研究社的导师。[13]1918年12月，书法研究社觅定红楼一层第十三号为社址，并于社址内陈列各种碑帖，供社员临摹欣赏。其社员廖书仓写的一手好字，也是蔡元培先生发起成立的当年北大又一著名社团――“进德会”的会员。1919年3月，他与邓康（邓中夏）一起发起成立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并当选为总务干事。[14]

　　1919年1月，哲学研究会在红楼四层第四教室召开成立大会，以陶孟和、陈大齐为指导教师，并以设于红楼四层的哲学门研究所为社址[15]，其主要活动为讨论哲学问题，讨论会每月一次公开演讲。

　　1919年1月26日，刘师培、黄侃、陈汉章及北大学生陈钟凡、张煊等数十人，在刘师培家里开会，“慨然于国学沦夷’，成立国故月刊社。这年2月，国故月刊社觅定红楼三层三十三号为社址，接收该社编辑、社员函件、稿件[16]。3月20日，《国故》月刊出版，成为与《新潮》、《国民》并列的北大三大学生刊物。

　　北大新闻学会是中国第一个有组织的新闻学研究团体，成立于1918年10月。1919年2月19日，新闻研究会在红楼二层西的第34教室召开改组大会，修改、通过简章，更名为“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并改选了职员。蔡元培亲临会场并当选为正会长，徐宝璜当选为副会长，黄杰、陈公博当选为干事。此次大会到会会员有毛泽东、谭植棠、区声白等24人。1919年3月，新闻学研究会觅定红楼二层十二号为会所，仍以34教室为研究地点。这年4月16日，新闻学研究会在第34教室召开会议，决定出版《新闻周刊》。

　　社团活动丰富了同学们的课余生活，拉近了学生与教员的距离，锻炼了学生们的能力，在新思潮的影响下，他们成为新文化运动新的生力军，并为他们在日后成为学生运动中的领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见证五四爱国运动全进程

　　1919年5月4日，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损害中国主权、反对北京政府的卖国政策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北大师生是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和积极参与者，红楼和她北面的操场是这场爱国运动的主要活动场所，在此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有力促进了五四运动的发展，红楼从而成为五四运动最重要的历史见证，是我们追寻五四运动当事人音容笑貌的最好媒介。

　　1、《北京全体学界通告》的诞生地

　　五四当天散发的《北京全体学界通告》就是在红楼诞生的。1919年5月3日，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从巴黎和会传来，群情激愤，北大学生当晚与各高校学生代表在北大法科礼堂集会，决定把原定于5月7日国耻日举行的示威大游行提前到4日，并且当场在北大学生中推出二十名委员负责召集，新潮社社员罗家伦就是其中之一[17]。据罗家伦回忆，5月4日上午10时，罗家伦从城外高等师范学校回到位于红楼一层的新潮社，“同学狄福鼎（君武）[18]推门进来，说是今天的运动，不可没有宣言，北京八校同学推北大起草，北大同学命我执笔。我见时间迫促，不容推辞，乃站着靠在一张长桌旁边[19]”写成《北京全体学界通告》。宣言内容如下：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吞并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

　　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20]

　　这篇宣言只有一百多字，用的是极简洁的白话文，但慷慨激昂，极具号召力，尤其是“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两句，现在读起来也让人热血沸腾，充分反映了文学革命的成果。罗家伦后来说，他起草这篇宣言时，像面临紧急事件，心情万分紧张，但注意力却非常集中，虽然社里来来往往，很是嘈杂，他却好像完全没有留意。写成后也没修改过。[21]这与罗家伦平常白话文写作的训练是分不开的。宣言写成后，罗家伦交由狄福鼎送到李辛白所办的老百姓印刷所印刷。

　　到当天下午一点，北京大学和其他在京高校学生三千多人在天安门集会时，《北京全体学界通告》已印成二万份，在集会和随后的游行示威中，同学们把《通告》传单散分给市民。由于《通告》文字浅白、陈辞恳切，唤起人们心中积怨已久的国仇家恨，迅速流传开来。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五四当天唯一的印刷品，对学生争取到市民的支持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2、五四游行的起点

　　5月4日上午十一时左右，北大学生在红楼后面的操场集合排队。这时教育部派了一个职员随同几个军警长官，劝告他们不要参加游行，学生们与其理论多时，然后才浩浩荡荡走出学校，沿北池子大街向天安门行进，但由于耽搁了一些时间，等到北大学生赶到天安门的时候，其他学校的学生都已经先到了。

　　3、迎接被捕获释同学胜利归来

　　同学们在天安门短暂集会后，游行队伍由天安门南出中华门，向东交民巷各国公使馆前进，准备通过使馆区，但遭到了军警的阻拦，愤怒的学生转而转向赵家楼曹汝霖宅，火烧赵家楼，并痛打亲日派官僚章宗祥。起火之后，大批军警前来镇压，当场逮捕学生32人，其中北大学生20人。学生被捕以后，5日上午，北京专科以上学校的学生举行总罢课，通电全国表示抗议。5日下午蔡元培召集北京14所大专学校校长在北京大学举行校长会议，决定向当局提出要求，如果不允许将被捕的学生全部保释出来，各校长就联名辞职。其他社会各界也纷纷电请北京政府释放被捕学生。在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北京政府终于同意在5月7日这天释放被捕学生。

　　5月7日上午，北京各高校备汽车前往警察厅，迎接被捕获释的同学。10时左右，一齐到达北大，然后各自回归本校。蔡元培校长和北大全体师生齐集红楼门外，迎接被捕同学返校。当师生们见到被捕同学们的时候，双方都非常激动，有记者是这样记载这一幕的：“彼此初一见，那一种喜欢不尽的样子，自然教我难以描写，尤有那喜欢没完，将一执手，彼此又全都大哭起来，感慨激昂，静悄悄欲语无言的样子。”[22]

　　如此四五分钟，才由蔡校长把被捕同学领到红楼北面的操场上，同学们分别站在事先准备好的五张方桌上和大家见面，所有人还是非常激动，由于情绪紧张万分，被捕同学没有一人说话，在校同学也没有一人说话。当时大家只是用热泪交流。[23]等大家的心情平复些了以后，蔡元培校长又召集同学在操场上训话，据上海《国民日报》的记载，蔡元培的训话内容大概是：

　　“诸君今日于精神上，身体上必然有些困乏，自然当略为休息，况且今日又是国耻日，何必就急急的上课！诸君或者疑我不谅人情，实则此次举动，我居间有无数的苦衷，所以不得不望诸君稍为原谅，自己略受些委曲。并且还望诸君以后……坚持冷静态度……云云。”[24]

　　从蔡元培的训话中不难看出，劝学生们“略为休息”，是对学生入狱、游行奔波辛苦的体谅，反映出蔡元培对学生的关心及对其爱国热情的同情；“诸君或者疑为不谅人情”句，可能是蔡元培曾受到过学生方面压力，但介于政府与学生之间的他，难免有力不从心的地方；“望诸君坚持冷静态度”句，蔡元培还是希望同学们可以安心读书专研学术，不希望他们为救国运动而牺牲学业。

　　4、挽蔡斗争的中心

　　虽然经过师生们的共同努力，被捕同学被释放，但北京政府拒绝接受曹汝霖和陆宗舆的辞职，教育总长和各大专学校校长都被军阀和旧官僚所严厉抨击，北京大学更是处在斗争的中心，内阁甚至考虑要解除蔡元培的校长职务，蔡元培于5月8日晚上收到他被解职，由马其昶接替的通知。于是他留下两封辞职信，5月9日清晨秘密离开了北京。蔡元培在教育界的名望本已无人能比，四处奔走营救学生的行为使他获得了更多的尊敬。

　　当晚8时，北大教职员开全体会，做出“如蔡不留，即一致总辞职”的决议，并推举马叙伦、马寅初、李大钊等8人为代表赴教育部，要求政府挽留蔡元培。11日，为进行挽蔡斗争，北京各校教职联合会正式成立，北京大学以红楼二层一个房间作为教职员联合会办事室。[25]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那些原本反对或不支持新文化运动的教授和学生也因为挽蔡这个共同的目标加入到运动中来。6月5日，北大教授在红楼二层临街的一间教室里开临时会议，讨论通过什么方式挽留蔡元培，据周作人回忆：“各人照例说了好些话，反正对于挽留是没有什么异议的，问题只是怎么办，打电报呢，还是派代表南下。辜鸿铭也走上讲台，赞成挽留校长，却有他自己的特别理由，他说道：‘校长是我们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新青年》的反帝反封建的朋友们有好些都在座，但是因为他是赞成挽留蔡校长的，所以也没有人再来和他抬杠。”[26]

　　学生们也坚决要求蔡元培回校，拒绝北京政府另派校长。北京政府继续采取了强硬的态度，命令用军力来镇压学生运动，迫使同情学生的教育总长傅增湘辞职，政府与教育界的战争进一步升级。

　　5、被武装军警包围　

　　5月19日，北京18所大专学校的学生进行全体大罢课，要求总统拒签和约、惩办卖国贼曹、章、陆三人、挽留傅总长、蔡校长。罢课期间，学生组织讲演团四处演讲，向市民讲述当前形势，并大力提倡购买国货，号召市民抵制日货。5月13日，北大学生便将该校消费公社储存的日货，集中在红楼北面大操场中焚毁。[27]

　　在日本政府的压力和亲日派官员的影响下，北京政府对学生运动开展了更大规模的镇压活动。6月1日，总统徐世昌颁布两道命令，第一道称赞曹汝霖、陆宗舆和章宗祥，说他们为民国立下不少功劳，第二道归罪学生纠众滋事，扰乱公安，告诫他们立刻回去上课。6月3日，军警开始大规模逮捕学生，到下午就逮捕了400余人，由于拘留所无法容纳，竟把北河沿北京大学法科的大房屋变成临时学生拘留所，大门前贴上“第一学生拘留所”字条。校舍四周，由保安队等支棚二十个露宿监视，断绝交通。到6月4日，局势更加紧张，政府竟囚禁了大约1150名学生。马神庙北京大学理科的房屋，已经成了第二临时拘留所。堂堂最高学府，竟成了囚禁学生的地方！！相较之下，红楼倒是北大校舍中最自由安全的，仅被武装军警包围，“驻兵五棚”。[28]

　　6、等待蔡校长归来

　　北京政府的这种高压手段引起全国各地的愤怒。北京专门以上学校教职员通电全国，抗议大学教育的尊严为军警所破坏。北京专门以上学校教职员在4日的通电中说：“等学生于匪徒，以校舍为囹圄，蹂躏教育，破坏司法，国家前途，何堪设想！”[29]从6月5日开始，上海将近二十万工人为支持学生举行大罢工，随后几天南京、苏州、杭州、武汉等全国许多城市都卷入罢市风潮，铁路工人也开始罢工。终于，北京政府撑不下去了，6月10日下令接受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的辞职。6月28日，巴黎和约签字的那一天，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并向总统提出全体辞职。　

　　7月22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发布《终止罢课宣言》，宣告终止罢课。7月23日，蔡元培发表《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信中充分肯定了学生五四救国运动的意义，认为学生“唤醒国民之任务，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同时着重指出学生得受高等教育之不易，要求学生应仍以“研究学问为第一责任”，“尽瘁学术，使大学为最高文化中心”[30]，并答应回北京重任北大校长。蔡元培9月12日回到北京，9月20日正式到北大视事。

　　1919年9月20日上午九时，北大全体学生及教职员在法科大礼堂举行欢迎蔡校长回校大会。学生先到就位，秩序井然。校长就席后，全体学生齐刷刷起立向蔡校长致敬。此于距离蔡元培出走，已经过去了整整四个多月，大家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大会由张国焘主持，由北京学生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首任主席方豪致长篇欢迎词，情真意切地向校长表明，北大是多么需要他。“回忆（先生）返里之日，人争走相问曰‘蔡校长返校乎？’生等叹大学前途，每悲不能答”，并诚挚地向蔡校长表明，学生们对校长“训学生以力学报国”是非常赞同的，牺牲研究学术之光阴从事爱国运动是“感于国难”，是不得不为之举。如今运动结束，愿“破除一切顽固思想，浮嚣习气，以创造国家新文化、吾身新生命、大学新纪元。”[31]

　　至此，五四运动中学生提出的要求全部实现，五四运动圆满胜利。

　　红楼见证了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见证了北大学子的拳拳爱国之心，见证了蔡元培校长谦冲和蔼背后的坚毅风骨，红楼从此名扬天下。随着五四运动的不断扩大，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迅速波及全国，红楼逐渐成为“进步、民主”的象征，成为万千青年学子向往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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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北京大学日刊》1917年12月17日第二版《新建筑记》。

　　[②]《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3月12日第二版《新斋舍之用途》。

　　[③] 参考北京市东城区文化委员会编著《东华图志　北京东城史迹录》第597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

　　[④]《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9月30日第二版。

　　[⑤]　胡适在9月27日给母亲的信里说“大学因新屋一时不能搬好，故须至十月二日始上课。” 见杜春和编《胡适家书》第217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

　　[⑥]《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0月14日第二版《图书馆主任布告》。

　　[⑦]《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0月22日第二版《图书馆主任布告》。

　　[⑧] 参考陈万雄著《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第43页，三联书店，1997年。

　　[⑨] 1918年11月27日，陈独秀在这间办公室召集李大钊、周作人、张申府、高一涵、高承元等开会，议定创刊《每周评论》。会上“公推陈（独秀）负书记及编辑之责，余人俱任撰述。”《每周评论》于1918年12月22日创刊，这是份四开四版的小型报纸，逢周日出版，编辑所就设在文科学长室内。

　　[⑩] 据周作人回忆，“（李大钊的）图书馆主任室设在第一层，东头靠南，……，那时我们在红楼上课，下课后有暇即去访他，为什么呢？《新青年》同人相当不少，除二三人时常见面之外，别的都不容易找，校长蔡孑民很忙，文科学长陈独秀也有他的公事，不好去麻烦他们……。在第一院即红楼的，只有图书主任，而且他又勤快，在办公时间必定在那里，所以找他最适宜。”《知堂回想录》第530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11] 据罗家伦回忆，由于李大钊平素谦虚和蔼，待人诚恳，又有方便阅读新书的条件，当时不少教师和学生都喜欢到图书馆主任室聊天，图书馆被人称为“饱无堂”，在这个地方“无师生之别，也没有客气及礼节等一套，大家到来大家就辩，大家提出问题来大家互相问难” 见罗家伦《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台湾《传记文学》第五十四卷第五期第15页。

　　[12] 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新潮》第二卷第一号。

　　[13] 《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2月22日第三版《书法研究社报告》。

　　[14] 《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3月26日第五版。

　　[15] 《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月28日第三版《哲学会开会志略》。

　　[16] 《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2月22日第二版。

　　[17]罗家伦《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台湾《传记文学》第五十四卷第五期第17页。

　　[18] 狄福鼎（1895-1964），字君武，自号平常老人，江苏省太仓县娄东乡人。当时是北大社团画法研究会、消费公社的会员，有资料说“五四”游行当天他曾与罗家伦、段锡朋、许德珩一起美国使馆递说帖，后为国民党要员。

　　[19]罗家伦《黑云暴雨到明霞》，转引自《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第30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

　　[20] 《晨报》1919年5月5日第二版《山东问题中之学生界行动》。

　　[21] 见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151页注释，岳麓书社，1999年。

　　[22] 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5月10日：《释放学生之经过》，转引自彭明《五四运动史》（修订本）第294页，人民出版社，1998年。

　　[23] 见孙伏园《回忆五四当年》，《五四运动回忆录》第25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据孙伏园回忆，被捕同学随后“向南走到红楼的休息室中去了。休息室中除被捕同学以外，有蔡元培先生，也许还有一、二学生会的工作人员。据说蔡先生当时还削了一个梨给一位被捕同学吃呢。”

　　[24]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5月10日：《释放学生之经过》，转引自彭明《五四运动史》（修订本）第294页，人民出版社，1998年。

　　[25]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每周论文（下）》中回忆当时教职员联合会办事室在北大新造的第一院二楼，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34页。

　　[26] 《知堂回想录·北大感旧录一》第542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27] 转引自彭明《五四运动史》第309页，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8] 《知堂回想录·每周评论（下）》第435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29] 《军警压迫中的学生运动》，《每周评论》第二十五号，1919年8月6日。

　　[30] 《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7月23日第四版。

　　[31] 《学生欢迎蔡校长之词》，《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9月20日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