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9月，北大红楼建成于汉花园（今五四大街29号），成为北大文科、校部和图书馆所在地，称为第一院。随着北京大学学校规模的扩大、学生数量的增多，一院红楼建筑不适宜继续用作图书馆，学生宿舍也严重缺乏。面对此种情形，继任校长蒋梦麟开始实施校舍扩充计划，同时进行了大学改革，实行学院制，于是，图书馆搬出红楼，法学院迁至此，红楼遂成为文法学院的所在地，直至20世纪五十年代北大整个校址迁往燕园。本文利用相关史料论述了这一转变经过，人们可以从中管窥蒋梦麟时期北京大学的发展变化。
　　一、复校后北大校舍状况
　　进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军阀割据和混战加剧，北京大学在黑暗而动荡的形势中艰难度日。雪上加霜的是，预示着北京军阀政府对知识阶级以及人民恐怖时代到来的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北大教授日渐星散，多数南行。至1929年，国内局势又发生重大变化。先是奉系军阀张作霖于1926年12月底入主北京，紧接着南京国民政府北伐成功。北京教育界更深受其害，北京大学久为众矢之的，遭遇空前不幸，三年之内五次改制易名[1]。1929年8月，持续近一年的北大师生复校运动终于告成，由陈大齐代理校务，内部组织恢复1927年8月之前之旧貌。1930年12月4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蒋梦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经过连年的军阀混战与数次政治变迁，此时复校后的北京大学受经费积欠及其它不安定之影响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教学秩序极其混乱，科学研究工作几乎停顿。学生自由散漫，教授大量流失，还在职的教授们一身而兼数课者，比比皆是，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学校经费枯竭，十之七八的经费都用于支付教职员工的薪水，无力添置书刊资料及仪器设备，更不用说扩充校舍了。而北京大学校舍的现实情况是严重不敷使用，突出表现在校图书馆简陋与学生宿舍付缺如。
　　北京大学图书馆初设于该校第二院之后院，1918年10月迁至第一院红楼第一层。红楼初建时并非为图书馆而设计，一切设备均不合用，所以蔡元培主校时，与蒋梦麟总务长、胡适教授等人曾积极谋划兴建新图书馆，但限于时局动荡下建筑经费难以筹措而未克实现。随着北大规模扩大，图书馆日渐的发展，红楼建筑不适宜用作图书馆的缺陷愈益显露，至二十年代末，北大图书馆设备不齐全、局促的环境等不利条件在制约着学校教学与科研的发展，建筑新图书馆实为急不容缓之事。
　　位于红楼一层的图书馆里天天闹人满为患，狭小的房屋不便于陈列和查阅，学生们上下课都要经过一层，发出的足声则容易分散阅书者的注意力。由于红楼一层空间有限，无法容纳数十万卷的北大藏书，不得不在第二院、第三院加设两个阅览室，分别存放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书籍[2]，给师生借阅图书带来了极大不便。一位署名“之季”的学生在其为学校“整顿现状，充实内容”所撰写的《由欢迎蒋校长说到我们第一步的希望》文章中就发出如此感慨：“硬生地把图书三分了！其实彼此都是衔接的，哪里可以割裂，例如社会学那真不如放到三院好还是放到一院好。”[3]不尽人意的馆舍条件也间接造成了大量馆藏图书散失。自“京师大学校”时期以来，北大图书散失非常严重，傅斯年就因在北平小书摊上常看到卖北大图书馆的书致函蒋梦麟，询问究竟。对此，于民国十八年度担任过北大图书委员会委员的周作人向他分析了原因：正是在于我校图书馆条件差，使得教员、学生不愿去那里看书以致大量外借，在传借中遗失。他同时提出治标的办法，就是“增加刊物，扩充地盘，这才办得好，这才能够使大家去多看书，少借书”。[4]另外，红楼建筑属砖木结构，多系木料，本身就存在安全隐患。一但不慎引起火灾，为值甚巨的馆藏书籍便将付之一炬，损失之大，何堪设想。1921年与1924年红楼内两次失火已向每一位北大人发出了警示。在北大复校后迎来的建校三十一周年校庆纪念活动中，学校对在校学生进行了民意心理测验。测验单里边设有“北大最大的缺点是什么”的题目，统计结果表明，选择“无大规模图书馆”的人数居第一位，占到了回答该题总人数的四分之一以上。可见改善馆舍环境成为全校一致之呼声。
　　增建学生宿舍则是全校的另一共同愿望与要求。老北大可不像如今的北京大学拥有集中的学生宿舍区，从京师大学堂时代发展到二十年代末，北大学生宿舍分散在三院周围，共有五处，称作“五斋”。[5]分散住宿的情形本已令学生感到不便，更糟的确是，伴随学生人数的增多，学校连这样的宿舍床位也不敷分配，一时又无法解决，只能让相当一部分学生居校外民房或公寓，那里屋宇污秽，空气恶浊，人声嘈杂，根本不是读书钻研和生活之所。复校后，那些备受住公寓或民房之痛苦的学生立即组成“要求增加宿舍会”，向学校情愿，他们表示不达到有宿舍住的目的，决不停止奋斗。1931年2月6日，学生会向蒋校长呈递了关于改进校务的《学生会建议书》，书中所提建议达十五条之多，第一条便是催促学校尽快添置学生宿舍，并列出四点颇具说服力的理由。据学生会统计，目前“我校同学共有一千二百三十人，而住校者仅七百十三人，不得住校者尚有五百十七人。”[6]
　　二、蒋梦麟扩充校舍计划及应急措施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解决校舍问题是蒋梦麟回长北大后所面临的当务之急与大势所趋。而且，全校师生把校舍问题的解决寄予在他身上，这不仅是因为他曾三度代理北大校长，并协助蔡元培革新北大，后又担任过浙江省教育厅长、浙大校长及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等职，极富社会资本和管理能力，更重要的在于，与蒋梦麟北上就职的同时，一笔数额可观的款项即将注入北大。它可为北大革新提供物质上的保障，是帮助北大走出困境，重新振兴的关键。此款项即由热心北大事务的胡适、傅斯年等人为消除蒋梦麟出任北大校长的顾虑，而几经周折争取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the China Foundation for Promotion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7]支持的“合作研究特款”，其初步补助案在1931年1月9日中基会第五次常会上被与会董事一致通过，即“自民国二十年度起，由基金会每年提出国币二十万元，赠与国立北京大学，以五年为期”，用于“设立北大研究教授，扩充北大图书仪器及他种相应的设配，设立北大助学金及奖学金。”[8]
　　以五年为期的一百万元“合款”补助[9]使改革北大的经济基础得以稳固，解决了蒋梦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后顾之忧，令全校上下为之欢欣鼓舞。于是，他决心中兴北大，自言要用三个月的时间来观察实际情况，来发现问题，上任伊始便筹备起了在学校行政组织与教学制度、师资阵容、设备与课程等方面对北大进行改革与整顿。身为教育学者的蒋梦麟视良好的教学条件为高校发展的第一要工具，早年就与其他北大同仁为此努力过，所以此时面对方方面面的呼吁，他更是决心将扩充校舍作为北大改革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首先，蒋梦麟将学校酝酿已久拟买松公府校址的事落实下来。在现有经费仍很困难的条件下，他不惜以私人关系向银行举债，于1931年2月13日花费七万四千元购置了红楼以北偏西、广袤约百亩松公府的全部房地。其实，红楼背后的操场空地亦属于松公府。民国二十二年度《国立北京大学一览》中的“校舍沿革”部分对此有明确记载：1918年2月红楼由宿舍改为文科教室，“教室之北，为松公府空地，向其租得一部分以作操场”。松公府，即一等忠勇公府，是前清乾隆孝贤纯皇后弟弟傅恒的赐宅，位置在今沙滩北街（民国时称松公府夹道）。学校拥有了这块基址，就可建筑图书馆、各科科学馆、体育馆、大礼堂及学生宿舍或在松公府建筑教室，建成后把一院红楼充作宿舍，并开辟“大学路”贯通仅隔几条短街的汉花园第一院与景山东街第二院（在今沙滩后街55号）及新建筑，形成一整个的大学区域。这是蒋梦麟的打算，同时他也深知，虽然下学年度中基会资金就可领得，可它不是主要用于扩充学校的建筑设备，且兴建校舍所需的建筑费数目不小，须经过一段时期的积累，所以上述校舍扩充计划目前尚无法进行，但考虑到下学年开学新生住宿肯定是无法解决的，老生住宿问题不能再拖延下去，必须在图书馆与学生宿舍问题上对全校师生有所交待。1931年5月，蒋梦麟与校行政会议就此事筹商出了一个权宜之计，决定“自下学年起，以松公府旧房，稍加修葺，暂充图书阅览室，将一院图书移此，一院图书室充法学院教室，而以三院改充宿舍，暑假期内可修理竣事，大约可容两百余人”。学校的此项校舍应急措施很快便经学生会公布在是年5月28日的《北京大学日刊》第二版上。[10]
　　三、红楼成为文法学院
　　如前所述，蒋梦麟上任伊始就计划对北大实行全方面的革新。关于北大学制改革，1931年1月30日，他在胡适家中着重谈了他的想法，决定采用院长制。胡适认为“此是一大进步”，甚表支持。[11]遂经3月26日学校第五次评议会通过，秉承蔡元培校长民主治校理念，蒋梦麟从4月1日起开始遵照国民政府于1929年7月26日公布的《大学组织法》和同年8月14日公布的《大学规程》正式筹备学校组织方面的改革，“增设文、理、法三学院”首当其冲成为其初步北大组织改革计划的主要内容。3月31日天津《大公报》第四版还以“北大改变组织，文理法三科改组为院”的标题就此作了简要报道。
　　1931年7月，《国立北京大学行政组织系统草案》拟定，8月在全校试行开来。《草案》对北大学制方面的调整为：废除原有的学系制，改文、理、法三科为文、理、法三学院，实行学院制，全校共设14个学系。各学院各置院长一人，由校长就教授中聘任；各学系各置主任一人，由院长商请校长就本系教授中聘任。各院有院务会议，各系有系务会议，审查及计划院务与教学事宜。[12]原属各院的事务和教务统归事务处和教务处负责，改变了过去教授兼任事务的制度，贯彻了蒋梦麟上任初始所提出的“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16字办学方针，有利于学术与事务的明显划分，使得曾遭军阀践踏的北大学风有了很好的恢复。
　　这样北大第一、二、三院便有了新名称，分别为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与此同时，图书馆和法学院迁址的计划措施也着手执行。具体负责北大图书馆搬迁工作的是于3月以史学系教授身份就任图书馆长的毛子水，他上任后立即针对亟待解决的馆舍落伍问题向蒋梦麟献计献策，图书馆暂迁入松公府的临时方案从形成到最后通过与他的积极努力是分不开的。1931年暑假（7月1日至9月8日）北大图书馆由红楼迁出进住新购买的松公府前部，法学院则从北河沿第三院（今北河沿大街147号）迁至红楼一层。至于二者搬迁的详细经过现已无从考证，只知，这期间未离校的学生响应学生会号召参与了图书整理工作。1931年9月9日开学，一院红楼正式成为文法学院所在地，因而整个二十世 纪三十年代除第一院大楼的叫法外，红楼亦被称作文法学院大楼，这可从主要登载那一段时期北大行政及学术消息的校刊《北京大学日刊》及《北京大学周刊》上得到查证。
　　目睹北大校舍变动，尤其是“把第一院囚室般的图书馆阅览室迁移至松公府新馆，学生们莫不笑逐颜开，认为是北大未来的光明”，[13] 而他们所真正期待的“北大未来光明”终于在1935年秋季以后相继来到。那就是学校经过三年努力，利用中基会补助余款和全校教职工及北大毕业生的捐助，在红楼身后拔地而起了三大建筑，“一个容量相当大的图书馆，一个很实用的地质馆，以及一所漂亮的学生宿舍”，均为当时全国各大学中难得见到的一流建筑设备。同时，计划扩建的大学路也随之筑成。它成十字形，横路自北河沿经过北大操场、图书馆前，直至景山东街以地质馆为最西之尖端，纵路即将东斋门外马神庙小马路加宽建筑，并向北延长。全路用石子铺填，把北大沙滩校区连成一片，解放战争时期就读北大的老校友回忆当年经常称道的“北大沙滩区”就在这时初显轮廓。
　　[1] 国立北京大学五次易名为：
　　① 京师大学文科、理科、法科第二院（1927年8月—1928年6月）
　　② 中华大学（1928年6月—1928年9月）
　　③ 国立北平大学文、理、法三学院（1928年9月—1929年3月）
　　④ 国立北平大学北大学院（1929年3月—1929年8月）
　　⑤ 恢复国立北京大学原名（1929年8月）
　　[2] 《北大图书部月刊》发刊词，民国十八年第一卷第一期。
　　[3] 《北京大学日刊》，民国二十年一月十四日，第二五三一号。
　　[4] 《函牍：与傅孟真谈图书馆事书》，《北京大学日刊》，民国二十年三月六日，第二五七五号。
　　[5] 复校后的北大共有学生宿舍五处，分别是西斋第一宿舍（建于1904年，位于马神庙景山东街西口，今沙滩后街59号，约容三百余人）；东斋第二宿舍（在一院红楼的西北边，光绪末年建成，约有房间一百五十四间，能容两百余人。）；三斋第三宿舍，（位于红楼迤南约一里东华门内的北河沿路西，约容一百余人）；四斋（嵩祝寺后椅子胡同）；五斋（地处松公府夹道，居于二院和西斋之间，今沙滩后街57号），为女生宿舍。在随后几年里，北大第三院改成了宿舍，五斋迁至北大第二院西南角，三斋被取消。
　　[6] 《北京大学日刊》，民国二十年二月十七日，第二五六0号。
　　[7] 该会简称“中基会”，1924年9月在北京成立，是负责保管、分配和监督使用美国第二次“退还”的庚子赔款的科学文化机构。其宗旨为“使用该款于促进中国教育及文化事业”，所以自成立后，对民国教育的发展产生了相当影响。
　　[8]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六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4月，第12、95页。
　　[9] 此项资助计划在1934年作了调整，改为中基会每年拨10万元，而期限由原来的五年延长到七年。
　　[10] 《学生会通告》，《北京大学日刊》，民国二十年五月二十八日，第二六三九号；《北京大学行政之新计划》，《京报》，民国二十年八月三日。
　　[11] 《胡适日记全编》第六卷，第51页。
　　[12] 《北京大学日刊》，民国二十年八月二十九日，第二六七六号、民国二十一年六月十七日，第二八六一号。
　　[13] 青光:《我对于北大图书馆的一点意见》，《北大新闻》，民国二十一年四月二十日，第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