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北京生活了18年，一直在北大红楼工作。他栖身的地方，先后有八处，分别是绩溪会馆、景山东街“卯”字号宿舍、朝阳门内南竹竿巷4号、南池子缎库胡同8号、北河沿钟鼓寺14号、景山西陟山门6号、地安门米粮库4号、东厂胡同1号。
在北大的第一个阶段，也就是任北大教授时，因为刚刚到北京，家庭成员不断增多，因而搬家也最多，共有六次，后来两个阶段，由于社会地位的提高，寓所条件改善，便固定在一处。做北大文学院院长时是米粮库4号，做校长时是东厂胡同1号。
这八处寓所，基本都在东城区，离北大红楼都不算太远。目前只有钟鼓寺14号里还留有一点残迹，其他都不可考了，只能驻足在一片区域中遥想当年。

绩溪会馆

　　绩溪会馆始建于明朝，由徽商筹资倡建，是安徽绩溪人进京赶考居住的地方。旧址在宣武区椿树上头条1号院。1997年椿树地区拆迁后，这里新建了椿树园小区和庄盛崇光购物中心。
　　1881年，胡传只身北上赴京城赶考时，寄宿于此。1910年5月，胡适在同乡好友许怡荪鼓励下，带着另一同乡好友程乐亭赠送的二百银元路费，由二哥胡绍之陪同，进京参加庚子赔款留美官费考试，也住在这里。他以初试第十名、复试第五十五名的成绩考取。1917年9月，胡适初到北大后的几年，也常去绩溪会馆，并应邀出任会馆董事，兼任绩溪同乡会会长。他与江冬秀在家乡结婚，回到北京后，还在会馆中摆了两桌酒席宴请同乡。

景山东街“卯”字号宿舍

　　胡适初到北大时，住在景山东街文科教员预备室，也就是有名的“卯”字号，位于沙滩北大红楼偏西靠南的一排平房。当时一位教员一间，不用交钱。因为同住的陈独秀、朱希祖生于1879年己卯年，胡适，刘半农，刘文典生于辛卯年1891年，他们都属兔，年龄正好相差一旬，被人们称作“两个老兔子和三个小兔子”。胡适只在这里住了一个月。

朝阳门内南竹竿巷

　　胡适在卯字号住了大约一个月后，领到了薪水，马上搬到朝阳门南竹竿巷的一座小院，与高一涵同住。这里离北大很远，条件也简陋，房租每月6元，而且是两人分担，比较划算。胡适住北面三间，高一涵住南面三间。院子的后面就是穷人住宅区，比较乱，结果遭了贼。
　　那是高一涵到南方的时候，胡适的侄子白天到北大上课，厨子出去买菜，以前都是开着大门，从来没有失事过。这天晚上，院里溜进来一个贼。当时，胡适的侄子睡熟了，可胡适写作直到凌晨三点。贼等的不耐烦，便在厨房洗面间里偷了一面镜子，一把茶壶，还把胡适从国外带回来的箱子也打开了——那时外国皮箱很软，在上面一个横屉里有个照相机也被偷去了。
　　第二天早上胡适洗脸时找不到镜子，以为侄子拿到房间里去了。想倒茶水喝，茶壶也不在原处，找了半天也没有。接着又发现箱子被打开过了，翻得乱七八糟。来到后院，则看到倒在泥土里的茶叶，这才恍然醒悟，是进来了小偷。于是，胡适不打算继续住下去了。1918年3月30日与高一涵一同搬到了南池子缎库胡同8号。
　　现在的南竹竿巷已经成为东起朝阳门南大街，西止朝阳门南小街的现代化住宅区。

南池子缎库胡同8号

　　从北大红楼出来，沿着五四大街向西到北池子，再向南到南池子，在路东找到缎库胡同。。胡同不短，西起南池子大街，南止北湾子胡同，北与普渡寺前巷相通，东邻南河沿大街。清时在这里设户部所属缎匹库而得名，宣统时称缎库。民国后沿称。“文革”中一度改称葵花向阳路十条，后恢复原名。现在这里都是民宅，既有高高的大红门，也有分割成若干狭仄空间的大杂院。（图：缎库胡同）
　　1918年3月30日胡适与高一涵一起搬到南池子缎库胡同8号，在这里住了两年多。当时院内有九间正房，五间偏房，两间套房，每月租金20元。四合院虽小，卧室、书房和客厅俱全。最初三个月，江冬秀不在北京，堂弟江泽涵和侄子思聪与胡适住在一起。胡适将他们安排住在南屋，并雇了一名叫阎海的厨子，一名女工王妈，来处理家事。伙食很简单，只要每天付给阎海一元钱买菜，每两天一元钱买米，每三天一元钱买面，供给五个人的伙食就行了。他还雇了一名拉人力车的包车夫，解决交通问题。1918年6月，江冬秀从老家来京与胡适团聚，生下了大儿子祖望，很快又有了身孕，屋子显得不够用了，1920年5月，他们考虑搬家。
　　缎库胡同8号也可以说是《新青年》的生产间，因为作为主要撰稿人和台柱子的胡适，在这里和高一涵共同参与编辑杂志。他写下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易卜生主义》等中国新文学史上重要的理论文章。
　　他还在此地址收到了毛泽东寄来的明信片。

北河沿钟鼓寺14号

　　沿着北大红楼西面的五四浮雕墙，顺着沙滩北街一直向北走，看到一处古建筑，刚要近前，却被一位早已立在那儿的男子挡住，“这条路到头了。”
　　我一看，这不是嵩祝寺吗？东边是厕所，果然就再也没有路了。因见立有文物保护的碑，便问这寺庙是否开放？答曰，不开放，现在是私人会所。
　　只好绕嵩祝寺西巷，来到狭长的钟鼓胡同。听说是打听钟鼓寺14号，正在聊天的街坊很热心地用手向背后一指说：“这个17号院就是以前胡适住过的。”
　　钟鼓胡同在清乾隆时称钟鼓司，光绪时称钟鼓司胡同，宣统时称钟鼓寺，因为胡同内有一座庙叫钟鼓寺而得名。民国时变成民居院。1965年整顿地名时改称钟鼓胡同。老钟鼓寺当然早已不存在。据说前清的时候伺候慈禧太后的宫女年迈后在这里住过，后来租给了胡适。现在当然又是大杂院。
　　胡适如果活着，应该欣慰，正像他在1921年10月到香山慈幼院开周年纪念大会时发出的感叹——从前皇帝住的园子，现在变成我们的贫民子弟居住上学游戏的地方了！现在也可以说，从前社会名流住过的地方，现在也成了普通老百姓的家了。
　　当然了，当年香山上已经没有了荒废的旧址，是因为像破败的昭庙这样的地方也在几个月之中变成了女红十字会的新会所，而今的古迹更是不甘寂寞，在市场潮涌中大有作为，彰显与时俱进。
　　我走进胡适在北京八处寓所中唯一的一处遗迹，看到一个长了茅草的灰色屋顶，正是当年的正房，已经拆了不少，杂物堆在周围，无法靠近，即将被拆掉。
　　胡适的大儿子胡祖望于1919年出生后，来京求学的侄子思聪、思永也与胡适同住一处。缎库胡同的房子越来越显得狭小。1920年5月22日，胡适搬到钟鼓寺14号大一些的四合院，在这里住了6年之久。
　　这是个普通四合院，占地约三百余平方米。共有房屋15间半，南房4间半，正房3间，东、西厢房各3间，另有东厢房北侧平顶东房1间和正房东侧平顶北耳房1间。胡适将正房作为书房和寝室，两厢为客厅和会客厅。男佣人住在门房，女佣人住在耳房。庭院也不宽大，栽有一、二棵小树，数盆夹竹桃。
　　这段时间是他的家庭最不幸最忙乱的痛苦时段。江冬秀在这里相继生下女儿素斐，小儿子思杜，没想到4年后，肺痨与脊骨炎就夺去了他们唯一的女儿。而两个侄子居然也在这里故去。其中，思聪得的是黑热病。胡适本人也深受疾病困扰，直至无法工作。
　　1921年9月20日，此前一直和胡适同住的高一涵也搬到这里，两家成为邻居。他们又在一起合居了四年。1923年5月，高一涵居然接了一个妓女来家做老婆。当时，胡适正在南方养病，听说后怕江冬秀看不起，不招呼他们，赶紧给她写信，请她千万要善待这件事。并说：“他也是一个女同胞，也是一个人。他不幸堕落做妓女，我们应该可怜他，决不可因此就看不起他。天下事全靠机会。比如我的机会好，能出洋留学，我决不敢因此就看不起那些没有机会出洋的男女同胞。……”（1923年5月30日日记）
　　钟鼓寺14号还诞生了自由知识分子议政的刊物——《努力》周报。为此，1922年7月15日，胡适又新租了隔壁，也就是钟鼓寺15号的房屋十几间，打通卧室的门，连成一家。

景山西陟山门6号

　　1926年夏初，胡适搬到景山西面的陟山门6号，这里原来是林长民的住宅。林长民是郭松龄的秘书长，当时与郭一起反对奉系军阀张作霖，结果发动兵变失败而被杀害。女儿林徽因就把宅子租给了胡适。胡适从钟鼓寺4号搬来后没怎么住，就作为“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委员去欧洲考察了。陟山门的房子曾是官僚政客的公馆。房子宽敞，庭院阔大，有优雅的长廊，厨房中还有机井。胡适当年买下了林家包括皮沙发在内的旧家具，电话也仍然是“东、2429”。
　　陟山门街，清时称陟山门大街，因为在北海东门陟山门外而得名。现在成了热闹的自由市场，有不少兜售老北京特产的店铺。在这里看到13号院比较气派，欧式的石门，像是从前的建筑。据住在里面的老人说，上个世纪50年代，这里的门牌号还是6号，曾经是个很大的庭院，像是官僚政客住过的房子，现在则住了40多户人家。曾有不少人来此间寻觅胡适的足迹。可是也有早年间的老北京住民说现在的大杂院7号是过去的6号，而今早已全部拆除。
　　哪个院落并不重要，胡适在这里居住时间非常短暂，1927年由欧洲回国后，寓居上海，住了三年半，景山西陟山门6号仍然放着他的东西，特别是书籍，一切由他在铁路局工作的族弟代管。直到1930年12月他再度盘桓北大，准备就任文学院院长时，搬到地安门米粮库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