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陈翔

    北大红楼，曾因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而蜚声海内外，铭刻着中国近代思想解放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光荣历史，为动荡时期的中国谱写了值得骄傲的乐章。然而，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军的铁蹄践踏了古老的北京城，北京大学一度被强行占用，成为侵略者进行殖民统治的基地之一。曾象征“民主”、“科学”的北大红楼在这个时期却记载着近代中国历史的屈辱。

　　一

　　卢沟桥事变发生前后，形势虽然紧张，但是北京大学的正常教学活动仍在有条不紊的进行。根据1937年3月7日《北平晨报》刊登的消息，这时的国立北京大学共计学生1031人，其中文学院394人，法学院244人，理学院362人，研究生19人，各系旁听生12人。5月25日，《京报》报道，国立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年内将在北平、上海、武汉、广州四处联合招考新生，两校命题委员会各10人已交换命题意见，联合招考的其他事务工作也在进行中。北平的联合招考，考场设在故宫博物院的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将成为名副其实的“殿试”。考题已经拟定，等待印刷。北大的教职员工们，正忙于向宫中搬运考试用的桌椅。然而在这一工作进行中，卢沟桥事变爆发了。

　　北平城外枪炮声不断，但并没有使联合招生工作中止。7月10日，北大、清华两校考试委员会负责人从上午8时到下午7时半，在北大红楼的地下室监印了新生试卷12000份；13日，又监印了北大研究院的试题，并评阅了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高庆赐的初试卷。16日，中国文学系的新旧助教办交待，系主任罗常培给新聘的助教吴晓铃、杨佩铭规定约法十二章。19日，又和魏建功、李晓宇等人在文科研究所会商北大所藏甲骨卜辞付印事。[①]直到7月29日、30日平津相继陷落后，这些工作才被迫陷于停顿状态。

　　进入8月，北平的政局发生了重大转变。6日，伪北平市政府成立，江朝宗任市长。因张自忠潜行离平，冀察政务委员会开会决定废止委员长制度，而以常务委员齐燮元、贾德耀、李思浩、张允荣、张璧等五人负责处理一切事务。8日，日军驻北平司令官河边正三率2000多人进驻北平城，占据天坛、旃檀寺、铁狮子胡同一号及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北平大学、清华大学等院校。10日，上海《申报》登载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联合招考委员会上海办公处通告：因平沪交通阻断，试题短期不能寄到，考试再延期举行。

　　“殿试”不能如期举行，北大的桌椅却没有从故宫搬回。当时谁都没有把时局看的有多么严重，认为问题很快就会得到解决。正值暑期，学生放假。北大的教师们，依然每天到学校上班。

　　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分别邀请各界知名人士在庐山举行关于国是问题的谈话会，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受邀参加。7月8日，北大国文系主任罗常培到位于米粮库4号的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家中，与张奚若、徐森立等一起，聆听了胡适对时局的看法。胡适认为，卢沟桥只是局部事件，事态不会扩大。这天下午，他离开北平前往南京开会，随后到庐山参加谈话会。这样，当日军进驻北京大学的时候，支撑学校的重大责任就落到了秘书长郑天挺肩上。他每天忙得不可开交。北大同仁纷纷南下避难，留在北平的人，就把郑天挺当作主心骨，常常到他这里打听情况，交换意见。

　　平津陷落后，北京大学奉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命，南迁到长沙，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组新校，定名为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4月，临时大学由长沙迁到昆明后，即正式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当时，留在北大的教授还有70人左右，以及年轻一些的讲师和助教。蒋梦麟、胡适都没有消息来，大家经常开会，商量如何应付局面。8月13日上午，罗常培邀集马裕藻、汤用彤、孟心史、毛子水、邱大年、陈雪屏、魏建功、卢吉忱、李晓宇等，在第二院校长室商议维持校务之事，决定在离开北平之前，协助郑天挺共同支撑残局，低薪的职员暂发维持费30元。

　　8月中旬后，形势更加恶化。日军屡次到北大校园进行骚扰。25日，日本宪兵到第二院校长室检查，郑天挺独自去支应。同日，汉奸组织的地方维持会约集北平各校负责人谈话，命令各校将保管各项加封，然后由维持会派人核查。9月3日，秋雨蒙蒙，日军进驻北京大学第一院（红楼）和灰楼新宿舍，对北京大学部分建筑进行强行占领。

　　当时，刚刚在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并被留系当助教的吴晓铃，亲自经历了红楼被占领的过程。他回忆道：

　　“一到红楼门首，就见情况不对，出去的人多，进来的人少。楼前偶语者都是‘斋夫’（即工友），未见教职员。这时，冉德老人（国文系的工友，笔者注）在人丛中见到我，挤过来，说：‘吴先生，日本人中午进占，您在这儿呆着干什么，还不快走！’我说：‘不行，咱们得把办公室清理一下！’我们上了三楼，一眼瞥见佟山老人（文学院院长胡适办公室的工友，笔者注）站在院长办公室门前，两眼里搁着还没有掉下来的泪，看到我们，就跑来帮助整理系办公室，我把系里的师生名单、照片和工作日志等文件检出，放在书包里；又把书籍分别包扎，写了个草目；出来，用木条把木门钉牢；然后又帮着佟山老人把院长室清理一过，封了门；路经《歌谣周刊》编辑室，进去捡了几篇稿子，也封了门。我把各办公室和课室门上被日军用粉笔标的分驻番号抄了下来，记得院长室是‘南队长室’，这才和两位老人下到一楼，一看，楼里楼外，渺无人迹，只剩下我们三个人，好不凄凉！我要去罗主任家里报告，写一个条子给四斋的老王，请冉德老人交给他，把宿舍里我的行李送回家去。正写时，忽然听到楼外靴声阵阵，佟山老人说声‘不好！’我们跑到一楼正门，果然看见几辆卡车停在校外马路上，校门已经布上荷枪岗哨，一个佩刀的眼镜小胡军官带着几个兵向校内走来。我们便成最后告别红楼的二老一少。”[②]

　　自1937年9月起，日军把北大红楼及周边建筑作为驻兵之地。红楼的产权虽属于北京大学，但北大却几乎失去了对红楼的支配权。而且，驻扎在红楼地区的日军部队很庞杂，换防较为频繁，红楼安全没有保障。

　　同年11月，驻扎在红楼的松井部队在开拔之后，红楼曾出现暂时的空虚。经常有人在白天翻墙入内，盗走红楼内国学研究所的许多古物。北平地方维持会要求警察局认真巡查，严格管理。警察局即在北大第一院墙外加设岗哨，并在红楼大门前添设活动岗位，注意门禁。“且与该院庶务包尹辅接洽，所有校内各处，均由校警负监守之责”。[③]

　　两个月之后，日军小林部队撤出，德川部队进驻。时北大校警王远峰、王宝崑、张玉、王忠、赵声等五人从北京大学第一院内携六罐机器油出门被查获，遭到指控。北平警察局判处王远峰、王宝崑、张玉等三人徒刑，王忠、赵声进“感化院”接受教养。[④]

　　由此可见，在日军进驻北京大学后，红楼成为日军的营地。从我们掌握的资料可以看到，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北大红楼至少曾有松井部队、小林部队、德川部队陆续驻防。而在换防期间，负责安全保卫之责的是北京大学校警。

　　1937年11月中旬，郑天挺、罗常培、陈雪屏、魏建功、包尹辅等陆续离开北平，经由天津、香港，转赴长沙。此时的北京大学，几乎已人去楼空。北大残局，交由周作人、马裕藻、孟心史、冯汉叔四位“留平教授”负责，每月寄给50元津贴费，他们的职责是看管好北大的校内产业。但此时的日本宪兵队司令部开始打北大的主意。据周作人回忆：

　　“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春天，日本宪兵队想要北大第二院做它的本部，直接通知第二院，要他们三天之内搬家。留守那里的事务员弄得没有办法，便来找那‘留平教授’，马幼渔是不出来的，于是找到我和冯汉叔[⑤]。但是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走到第二院去一看，碰见汉叔已在那里，我们略一商量，觉得要想挡驾只有去找汤尔和[⑥]，说明理学院因为仪器的关系不能轻易移动，至于能否有效，那只有临时再看了。便在那里，由我起草写了一封公函，同汉叔送往汤尔和的家里。当天晚上得到汤尔和的电话，说挡驾总算成功了，可是只可牺牲了第一院给予宪兵队，但那是文科只积存些讲义之类的东西，散佚了也不十分可惜。”[⑦]

　　这样，在1938年春天，北京大学第一院所在的红楼，实际已决定让出而交给日本宪兵队使用了。

　　11月8日，日本宪兵队司令部颁布命令，通知本队司令部、北京宪兵本部及分队等迁至东城汉花园北京大学第一院。同时颁布各机关开始业务工作的时间表。即：11月8日，日本宪兵队司令部；11月10日，北京宪兵队本部；11月12日，北京宪兵分队。[⑧]

　　几天后，北京[⑨]特别市公署警察局局长余晋龢颁布训令，为北京宪兵分队开送电话番号。电话总机为东局5461至5467，通过总交换局，可以接通以下各室，其分机是：分队长室——二八番，将校室——三O番，庶务室——二九番，特高室——三一番，警务室——三二番，司法室——三三番，受付室（夜间）——三四番。[⑩]

　　因此，在1938年11月后，日本宪兵队司令部、北京宪兵本部、北京宪兵分队同时驻扎红楼办公。宪兵分队下设分队长室、将校室、庶务室、特高室、警务室、司法室、受付室（夜间）等机构。至于宪兵队司令部、宪兵队本部的机构设置，以及司令部、本部和分队相互之间的关系，尚有待于考证。

　　二

　　日军占据红楼，并作为其宪兵队机关之后，便在地下室开辟了宪兵队本部的“留置场”（拘留所）。与昔日书声朗朗的北京大学校园相比，红楼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位因从事抗日工作而被捕的北大校友曾回忆道：

　　汽车一进门，看见巍巍的红楼，仍然如故而人物全非。六年读书的场所，五年未离的母校，自“七七”后，过门而不得入者三年，今日又来到，不觉大有今昔之感。从前的号房成了宪兵卫室，楼前两旁的篮球场，筑成一个一个的日本式板房。一进楼门，昔日公布课程表的木框不见了，只看见两旁小窗，敌人的号房和传达室。[11]

　　根据其他当事人的回忆，在进入红楼后，从东侧的台阶下去，是一条甬道，两边均是单间房。靠西头的两排约14间，是拘留人的囚室；往东是刑讯室，即敌人对犯人灌凉水和拷打的地方。单间的建筑工料精细，隔音，里面的声音不易传出。一进屋门只有不到一平方米的地面，迎门和左手两面全是用六七公分粗的四棱木排成的木栅。正面开了一扇一米高、半米多宽的笼门，笼门右下方留了一个能送进饭碗的小洞。左手方向的木栅下面有半尺来高、一尺多宽的木门锁着。笼子上下左右全是木板包镶，板缝是榫子活。所有木活，全是白茬，不上油漆，表现出日本建筑的风格。唯一的一盏电灯，装在笼外屋门内的那一小块房顶上。小木笼门的里面，放着一只约半米高的椭圆形马桶。余下约四米见方的地板，是被押人员呆的地方，人多时要容纳20多人，坐着还人挨人，睡时侧身躺都困难。[12]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人投资创建的燕京大学即遭日军查封。校务长司徒雷登遭日本宪兵逮捕，被拘禁在东交民巷原美国兵营中。此后，他曾四次被带到红楼日本宪兵队司令部受审。[13]燕京大学的20名师生也相继被捕，并被押解到红楼地下室。昏暗的灯光下，日本宪兵一一登记了他们的姓名、籍贯、居址、年岁、相貌特征。“并为貌其形状，如发之长短，五官方位，须之有无，皆备载之。凡所携物，如帽、围巾、裤带、腿带、时表、钞票、字据、纸烟、火柴、小刀、笔，皆不准携带，一一入籍，代为保管。”[14]随后，捺下指纹，驱入地下牢房。牢房的规定很严格，墙壁上张贴着用中、日文书写的规定：不得谈话，早晚八时寝兴，白天应盘腿端坐，不得斜卧，不得靠墙，衣被要叠放整齐。早上只有一盂麦粥，一杯白水、一点儿咸菜；午餐有两个馒头，一碗汤菜，一碗白水；晚上的饭食和中午差不多，萝卜、豆芽、白薯、菠菜汇在一起，白水煮熟，略有一些咸味。

　　相比之下，被关押在牢房里的日本人、朝鲜人却享受着与中国人完全不同的待遇。他们有棉被褥，三餐皆有米饭，并有大酱汤、牛肉、土豆和洋葱等。日本看守可以无故抽打中国人，如果中国人与被关押的日本人或朝鲜人发生争执，就要惨遭毒打。

　　被捕的许多教授，如张东荪、邓之诚、赵紫宸、陆志韦等，在国内外都很著名，日本宪兵队慑于影响没有对他们用刑。但他们在被囚期间依然备受虐待凌辱。夜间，日本宪兵严刑逼供的审讯声、拷打声、犯人呼叫声不绝于耳，令人毛骨悚然。邓之诚回忆他亲身见闻时说：

　　宪兵队审讯时，无不用刑求者，有扑责，有批颊，有拶指，有水淋口鼻，有灌水。灌水引犯至浴室中，强饮满腹，以足蹴之，水从耳鼻口中激射而出，最为惨苦，往往有至死者。闻尚有重刑逾于灌水者，又闻有电机磨人毫发齿骨血肉肌肤皆成液质，不识确否。然入宪兵队后而无下落者，往往有之，大约用刑分队尤严，往往中夜闻被刑者哀呼凄厉，使人心胆俱碎。[15]

　　隆冬时节，天寒地冻，红楼地下室内没有取暖设施，人人“冻极而僵”。由于狱中营养和卫生条件太差，又缺医少药，以致狱中传染斑疹、伤寒等病，造成数十人死亡。燕京大学的教授们也大多病倒，虽幸而未死，却个个骨瘦如柴，几无人状。更令教授们无法忍受的，是日本宪兵和看守兵对他们的任意凌辱。宗教学家赵紫宸两次乘囚车赴日军司令部受审，加手铐系白绳，车过大街稍一瞩目，押解兵就用刀背打他的头。哲学家张东荪饥饿难忍，向日本翻译请求吃点东西，备受嘲弄：知道这是坐牢吗？还想吃饱饭！一次，张东荪与邓之诚谈话，被看守兵发现，遭到申叱，一个看守兵提一桶水过来，招呼张东荪走到门洞前，忽然把一桶凉水泼向他，浑身上下衣服湿透，冻得他直打颤。

　　被日本宪兵队关押在北大红楼地下牢房的，还有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候仁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因从事抗日活动，时在燕京大学任教的候仁之在天津被捕。日本宪兵将其解送到北平，未经审讯即被押到红楼地下室的一间牢房，与燕大学生、后来的著名电影演员孙道临（时名孙以亮）关押在一起。当时，孙道临是由于在校内参加有抗日题材的话剧演出而遭到逮捕的。两人原本相识，见面后彼此又惊又喜。孙道临帮候仁之在地上铺好毯子，两个人躺下后，头部紧靠在一起，由于地方狭小，两个人的腿脚尽可能各自伸向另外一个方向。为了方便谈话，孙道临要候仁之把一块手巾蒙在脸上，做出掩饰灯光的样子，实际是为了避免日本宪兵窥见他们谈话时的脸部的活动。当时在押的燕大师生，分别被关押在同一过道的不同牢房里。每天上午，每个牢房各出两个人，由宪兵押着抬起恭桶排队到楼外厕所倾倒粪便时，可以见见面，偶尔在过道的转弯处，也可以小声地传递一点消息。

　　留在北平的北大教职员除了个别人之外，大都抱着“誓饿死不失节”[16]的信念，坚决不与日伪合作，表现出中国知识分子贫贱不能移的铮铮骨气。北平的知识分子反抗日伪统治的斗争始终不断。北大红楼地下牢房就成为日本侵略者迫害爱国志士，试图从精神上摧毁中国人民斗争意志的场所。中国大学教授蓝公武，在日本兵开进北平的时候，做好了宁死不当亡国奴的心理准备。他拿起铁铲跑到街上，对一队队日本兵怒目而视，遭到日本兵的毒打。在中国大学的课堂上，蓝公武公开宣传抗日，大讲世界形势，大讲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的道理，使同学们深受感动。听他讲课的人越来越多，场场爆满教室内外，也引起日伪特务的注意。1940年夏的一天，日本宪兵队突然越墙而入，闯入蓝宅，将蓝公武父子三人抓到红楼日本宪兵队。在那里，蓝公武受尽各种酷刑的折磨，但他坚贞不屈，表现了爱国知识分子的浩然正气。一次，日本宪兵审问他，一个翻译不知是要帮他还是不耐烦，就把蓝公武的答话故意译成认罪的意思。蓝公武精通日语，他听后，立即暴跳如雷，用日语骂翻译“混账！”质问：“为什么故意歪曲我的意思？”日本宪兵大佐听他能说流利的日语，又得知他在日本留过学，就对他客气起来。不久，蓝公武被释放出狱。他在日本宪兵队被关押了九个多月。

　　红楼地下室的“留置场”，实际是日本宪兵队的拘留所。关押在这里的人员构成比较复杂。除了从事抗日活动的北平各高校爱国教授和教师、学生外，还有从事地下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及从事谋刺日伪汉奸的国民党特工人员；有八路军战士、游击队员，也有一些小商小贩；还有犯有过错的日本人和朝鲜人。根据不同情形，在这里停留的时间也不一样，有几天的，也有几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的。他们通常在“留置场”内等待审判。日军在华北的最高军法机关叫多田部队军法部，设在铁狮子胡同西口路北。被关押在红楼的人，都习惯称那里为“军法会”，它负责审判从华北各地解来的抗日人员和日军、汉奸中的违纪人员。1942年2月，大批日本宪兵涌入红楼地下室，将陆志韦、张东荪、邓之诚、赵紫宸、侯仁之等11人押解到“军法会”受审。此时，他们已在红楼地下牢房生活了两个月了。在法庭上，陆志韦等人与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敌人没有占到丝毫便宜。6月18日，日本军事法庭做出裁决：抗日本应处死，姑从宽省释，今后若再抗日，必处死不贷。洪业、邓之诚、刘豁轩无罪开释；赵紫宸、陈其田、林嘉通、赵承信处徒刑一年，缓刑二年；侯仁之处徒刑一年，缓刑三年；张东荪、蔡一谔处徒刑一年半，缓刑三年；陆志韦处徒刑一年半，缓刑二年。同时规定，在服刑期间，无任何迁居旅行的自由，随传随到，有事必须外出时，事先应以书面报告方式，说明外出的时间和地点，获得批准后，方可成行。[17]

　　1943年，北大红楼被交还给当时的伪北京大学使用。但在沙滩广场北面的楼里，还依然驻有少量的日军。侵略者蹂躏红楼的痕迹仍然历历在目。据当时进入红楼上课的学生回忆：“日本宪兵队是从学校撤走了，但熄了火的烧人炉还耸立在红楼后边广场东墙下的衰草间，墙壁上黑糊糊的烟熏火燎；红楼地下室白墙上还飞溅着被关押拷打中国人时的斑斑血迹。”[18]

　　人们印象中的红楼，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科学”的象征。然而，日本侵略者的累累罪行，却让这座红楼充满了黑暗与恐怖。地下室的日本宪兵队监狱，是侵略者践踏中国领土、屠戮中国人民的历史铁证，同时也铭刻着爱国志士不畏强暴、英勇斗争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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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罗常培“七七事变后北大的残局”。陈平原、夏晓虹：《北大旧事》151页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1月版

　　[②] 吴晓铃《居京琐记》16—17页  光明日报出版社1993年10月版

　　[③] 现存北京档案馆资料  J181—022—01092

　　[④] 现存北京档案馆资料  J181—023—04088

　　[⑤] 孟心史于这年的1月14日病逝。

　　[⑥] 汤尔和（1878-1940）时在汉奸组织的华北政务委员会中主管教育

　　[⑦]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559—560页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版

　　[⑧] 现存北京档案馆资料  J181—022—01358

　　[⑨] 1937年10月，日伪政府改北平为北京，但未得到中国政府的承认，北平的名称在此阶段仍在沿用。

　　[⑩] 现存北京档案馆资料  J181—022—01360

　　[11] 郭海清“悲喜交集话红楼”《北大校友通讯》1943年第一期，13页

　　[12] 冯纲“敌伪监狱见闻”《日伪统治下的北平》324-325页，北京出版社1987年7月版

　　[13] 刘廷芳、谢景升“司徒雷登年谱”，《文史资料选辑》第83辑45页  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2年8月版

　　[14] 邓之诚“南冠纪事”《燕大文史资料》第一辑1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4月版

　　[15] 邓之诚“南冠纪事”《燕大文史资料》第一辑2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4月版

　　[16] 罗常培“七七事变后北大的残局”。 陈平原、夏晓虹：《北大旧事》157页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1月版

　　[17] 项文惠《广博之师——陆志韦传》146页  杭州出版社2004年6月版

　　[18] 史会“窗外柳——红楼生活片断”，《北京大学校友通讯》第24期56页，1998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