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19日上午，北京鲁迅博物馆“共写鲁迅文学花园”系列学术讲座邀请北京大学中文系长聘副教授、研究员李国华老师，作了题为“鲁迅《故乡》解读”的学术讲座。

李老师从《故乡》的创作背景和鲁迅当时的写作心境谈起。1919年，鲁迅在北京买下八道湾的宅子，将母亲、弟弟及其家眷接来同住，表面上实现了传统中国文人阖家团聚、兄弟同居的理想，但与此同时，绍兴老宅却因族中变故被迫出售。这种在京置宅与祖宅被卖相交织的复杂心情，构成了《故乡》写作的重要背景。因此小说开头所写的“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并非单纯的景物描写，而是鲁迅当时真实心境的投射。李老师认为，鲁迅并不主张小说凭空虚构，而要求小说细节符合所写时代的真实状况。因此，《故乡》中的细节具有高度的现实主义品质，这也是有些读者将小说中的“我”等同于鲁迅，甚至误把《故乡》当作散文的原因之一。

在此基础上，李老师梳理了中日学者对《故乡》主题的不同理解，并对“碗碟谁藏”提出了自己的解读。“碗碟谁藏”指《故乡》中杨二嫂“在灰堆里，掏出十多个碗碟来”，“便定说是闰土埋着的”，对此有学者认为确是闰土所藏，亦有学者认为是杨二嫂所藏，李老师指出小说并未提供确凿证据，关键人物闰土始终沉默。因此，与其从道德角度推断闰土或杨二嫂的人品，不如从具体的社会关系、经济利益与生存逻辑出发，理解人物的行为与心理。

李国华还深入分析了《故乡》结尾“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一名句。他指出，过去常将这句话直接等同于鲁迅本人的希望哲学，但回到小说逻辑，会发现“我”的希望其实充满不确定与虚无。鲁迅一生所走的，往往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而非“走的人多了”的路。因此，小说结尾的“希望”并非励志格言，而是鲁迅对自我、对知识分子、对未来的一种复杂表达。李国华进一步将《故乡》与《阿Q正传》《祝福》《颓败线的颤动》等作品联系起来，指出鲁迅文学的核心在于“理解人”。无论是闰土石像般的沉默，还是祥林嫂关于灵魂的追问，或阿Q在刑场上发出的“救命”的呼喊，鲁迅都在努力接近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灵魂，尽管他常常发现自己无法真正理解或拯救他们。这种对自身限度的清醒的自觉，恰恰是鲁迅文学最珍贵的品质。

最后，李国华借用罗兰·巴特提出的“边线”概念，指出《故乡》的一条边线是对现实的准确刻画，另一条边线则是对记忆、幻想与未来等不确定领域的探索与留白。正是这种现实与虚无之间的张力，使《故乡》成为一篇关于现代人精神处境的深刻小说。

在与谈环节，姜异新副馆长总结了李国华老师解读《故乡》的三条路径：一是从鲁迅生平切入文本，在虚构与非虚构、散文与小说的互文中紧贴第一人称“我”，体味“几乎无事的悲剧”，并觉察鲁迅如何依循艺术需要制造阅读幻觉；二是注重物质性，考察《故乡》初刊于《新青年》九卷一号时竖排、繁体、附带标点的原初形态；三是从先行研究出发，梳理中日学者对《故乡》的不同解读。姜异新认为，《故乡》是一部关乎成长与心灵迷失的小说。游子归乡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常见主题或原型，无论衣锦还乡、还是卸甲归田，故乡都承载着乡愁、依恋、怀念、报恩等普遍的人类情感，成为精神家园。而鲁迅将“归去来兮”的回乡模式转变为“离去—归来—再离去”模式，主体在完成成长的同时，却被故乡放逐，在故乡沦为“异乡人”，这完全是中国现代文学里的新经验。“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那是由海边的小英雄，雪地捕鸟，海边捡贝壳、观音手、鬼见怕，地里摘瓜、刺猹共同构成的“美丽的故乡”，也是闰土带给他的童年触不到的梦幻。曾经“新年到，闰土也就到了”——鲁迅诗学的极简表达，暗含了多少幸福、快乐与心灵的悸动，也暗含着人人都会有的天真盼望。然而，打破这美丽故乡的恰恰也是闰土，别后二十余年见面后，他那一声无师自通的老爷，让“我”觉得，“我”戴着留洋知识分子的高帽、穿着威严的官服，却要张嘴去说天真的话，这是不符合身份规矩的。每一个成人，当看到童年的玩伴时，大概都会感受到这种深深的厚壁障。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阅历的增加，人们不知不觉走上一条背离灵魂源头的路，逐渐丧失了纯粹的心。

本场讲座座无虚席，现场反响热烈。提问环节中，观众围绕鲁迅“弃医从文”的思想转变、日本学者提出的杨二嫂埋碗碟以诬陷闰土之说，以及鲁迅相较于同时代作家更善于揭示底层社会人性之复杂等问题，与李国华老师展开深入交流。李老师指出，鲁迅“弃医从文”并非完全神圣化，而是选择擅长之事，并受现实与革命顾虑影响；对于“杨二嫂诬陷闰土”之说，他强调应从文本证据出发，并指出事实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叙述所传递的道德疑问；鲁迅以大爱为根基，意在表现灵魂的呼救。讲座持续两个半小时，在深入的对话中圆满结束。

以下为讲座视频（精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