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爱和  河南大学文学院

 

陈平原《王瑶画传》中有言：“晚年的王瑶常常戏言：‘我是清华的，不是北大的’。这一戏言，不只是对青年时代学术环境、成长情感的眷顾，也包含了他对自身学术理路的清理与总结。”此【1】确为知人论世之言。本文试图在陈平原立论的基础上，结合后五四时代中国学术现代化进程与清华独特的人文社会科学精神，为王瑶先生的晚年戏言作若干解读与阐发，以彰显前辈著名学者的治学精神与路径。

一、  以“学术独立”为思想旗帜的新清华

 

1945年王瑶在清华大学研究院中国文学部读研究生

 

王瑶1934年9月考入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学习。此时，距1928年留美预备学校体制改革，升格为国立清华大学已经过去六年。清华改制，自1923年启动，1928年完成，改制的目标是摆脱预备学校的性质，建立一所拥有本科、研究院两个层面的现代大学，全面争取国家的学术独立。清华首任校长罗家伦1928年上任，其演讲稿题为《学术独立与新清华》。罗家伦申明学术独立与国家独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要国家在国际间有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必须中国的学术在国际间也有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把美国庚款兴办的清华学校正式改为国立清华大学，正有这个深意。我今天在就职宣誓的誓词中，特别提出“学术独立”四个字，也正是认清这个深意。我今天在这庄严的礼堂上，正式代表政府宣布国立清华大学在这明丽的清华园中成立。从今天起，清华已往留美预备学校的生命，转变而为国家完整大学的生命。【2】

 

罗家伦就职演讲《学术独立与新清华》手稿

 

把“学术独立”作为新清华的精神旗帜，是国家和清华大学的双向选择。

 

学术独立的前提是要有“学术研究”。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创造学术神话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已经初步建立清华的研究传统。罗家伦以清华国学研究院为例，论大学中教书与研究两个轮子道：“研究是大学的灵魂。专教书而不研究，那所教的必定毫无进步。不但没进步，而且有退步。清华以前的国学研究院，经过几位大师的启迪，已经很有成绩。但是我以为单是国学还不够，应该把他扩大起来，先后成立各科研究院。”【3】

 

在组织清华的院系方面，罗家伦征求了时任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的意见，形成先成立文理法三院，再筹建土木工程水利地理等学院的思路。罗家伦演讲中透露，新改组成立的清华大学，只留下18位教授，因此，支撑清华大学走向学术独立的途径，主要依靠培养青年学者才能实现：“吸收大量青年而最有前途的学者，加入我们的教学集团来工作。只要各位能从尽心教学，努力研究八个字上做，一切设备，我当尽力添置。”【4】 “尽心教学，努力研究”成为新清华青年学者学术成长的双重目标。罗家伦在演讲的最后，充满激情地宣布：“我们要共同努力，为国家民族，树立一个学术独立的基础，在这优美的‘水木清华’环境里面。我们要造成一个新学风以建设新清华！”【5】

 

 

1928年的清华大学

 

在新清华“学术独立”的价值取向的引领下，陈寅恪对王国维精神遗产的概括，由殉清、殉文化升华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在1929年6月镌刻在立于清华园中的王国维纪念碑上，成为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在“尽心教学，努力研究”成为新清华大学全体学者的努力方向后，冯友兰写作出版《中国哲学史》，号召在“信古”“疑古”后，“接着讲”，走向“释古”的广阔天地。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鉴定书中，提出“了解之同情”的批评原则，申明学术研究中需要“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的研究立场。陈寅恪1931年发表《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一文，呼吁学术独立，尤其在人文与社会科学方面，身体力行于中国学术问题的解决。其在与陈垣论敦煌学时，提出运用新材料解决新问题者，为学术之新潮流；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等极富有学术张力的号召。在“学术独立”与“尽心教学，努力研究”精神的鼓舞下，刚刚进入国立行列中的清华，像一只鼓满风帆的航船，蓄势待发。

 

二、 朱自清的行为示范与提携培养

 

王瑶藏朱自清照片

 

王瑶入校时，清华大学与研究院的培养体系，仍处在不断调整与完善之中，学术独立的精神方兴未艾，鼓舞人心；“尽心教学，努力研究”的实践开花结果，枝叶扶疏。清华中文系时任主任为朱自清。教授有俞平伯、闻一多、刘文典、杨树达、陈寅恪。杨与陈兼授历史系、中文系课程。朱自清、闻一多是新文学运动参与者，是新文学中诗和散文的写作者。因而他们对新文学有着特殊的感情，也是学术独立的践行者。朱自清1929年起在清华讲授“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以《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为讲课提纲。“新文学研究课程”得到清华、燕京、师大等外校学生的追捧。但当时的大学中文系课程还有着浓厚的尊古之风，文字、声韵、训诂之类课程充斥其间。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在王瑶入学前的1933年即已停止开课。王瑶在1948年朱自清去世后所写作的《念朱自清先生》中，评价《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课程，认为它是：“最早用历史总结的态度来系统研究新文学的成果。”“这门课程实际上既有文学史的性质，也有当代文学批评的性质。”“用历史观点看问题，朱先生《纲要》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是带有开创性的，它显示着前驱者开拓的足迹。”【6】

 

 

 

朱自清《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手稿

 

朱自清在清华开设课程最久的是“中国文学史”，王瑶先生描述道：“每周四个钟头的全年课程‘中国文学史’，他连着讲授过好多年。从古到今的纲目材料和有关的参考书籍，也都已安置就绪。死前两月，才把缺着的一部分关于戏曲小说的书籍买齐，希望写一部新的观点的中国文学史。”【7】由于战争和健康的原因，朱自清的“中国文学史”终于没有完成。没有“中国文学史”教材的朱自清，每年都在寻找补充材料，完成课堂教学。

 

21岁进入清华读书的王瑶，是一个时代参与性很强的年轻人。入学的第二年月，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公开团体“清华文学会”。第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四年即1937年，结束期末考试回到平遥家乡的王瑶，颠沛流离，竟在1942年9月其29岁时，才在昆明西南联大获得复学的机会，次年30岁的王瑶以《魏晋文论的发展》为题，完成毕业论文。当年入研究院学习，师从朱自清。1944年，经闻一多先生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6年研究生毕业，毕业论文为《魏晋文学思想与文人生活》。然后，受聘为中文系教员。

 

王瑶《自我介绍》手稿（1987），刊于《为清华十级（1934-1938-1988）纪念刊》

 

王瑶本科与研究生论文，成为其在清华开设“中古文学史专题研究”课程的基础，也是他第一部学术专著《中古文学史论》的基础。教员王瑶重复着教授朱自清边讲课、边补充材料、边充实提升教材的生活。王瑶在1948年所写的《中古文学史论初版自序》中交待：本书讨论各问题的时代，起于汉末，讫于梁陈，相当于苏轼称赞韩愈“文起八代之衰”的八代。名《中古文学史论》，是沿用刘师培《中古文学史》的习惯称法。但绝不入宗散宗骈、衰与不衰的窠臼。只是要对中古文学现象，贡献合乎实际历史情况的判断：

 

本书开始属稿是在1942年秋天，到现在已经整整六年了。其中《隶事声律宫体》一章曾在《清华学报》刊载，《小说与方术》一章曾在商务出版之《学原》刊载，《拟古与作伪》即《论希企隐逸之风》两章曾在《文艺复兴》中国文学专号刊载。又于1946年及1948年度先后以此为蓝本，在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讲授过“中国文学史分期研究（汉魏六朝）”一课程。

 

在属稿期间，每一篇写成，作者都先请朱佩弦师过目，得到启示和指正非常多。已故的闻一多师，也曾给过作者不少的教正。全书成后，又请余冠英先生从头校阅过一次，指正的地方也很多。【8】

 

工作需要与师友鼓励，是写作成书外在条件。王瑶所提到的几篇文章的发表，均是朱自清亲自帮助投稿；而文稿的持论创新，则体现出作者作为清华新生代的眼界和判断。论中古文学，不入宗散宗骈、衰与不衰的窠臼，是一种对前人成论格局的超越摆脱；而将文学史看作既是文艺科学，又是历史科学，则是从朱自清师处学习得来，加上自己努力实践的经验总结。王瑶1948年在《初版后记》中声明：“我自己对于文学史的看法，和朱先生是完全一致的。”

 

他在《古文学的欣赏》一文中说：人情或人性不相远。而历史是连续的，这才说得上接受古文学。但是这是现代，我们有我们的立场。得弄清楚自己的立场，再清楚古文学的立场，所谓知己知彼，然后才能分别出哪些是该扬弃的，哪些是该保留的。弄清立场就是清算，也就是批判；批判的接受就是一面接受着，一面批判着。自己有立场，却并不妨碍了解认识古文学。一面可以设身处地地为古人着想，一面还是可以回到自己立场上批判。

 

他给林庚《中国文学史》作序：文学史的研究得有许多学科作根据，主要是史学，广义的史学。【9】朱自清关于文学史以广义的史学为根据，从人情人性相通角度理解古文学，以批判性接受的态度认识古文学的文学史观，被王瑶所接受，并在自己的研究实践中发扬光大。今天的读者，可以从朱自清立论中，从王瑶立论中，看到冯友兰“释古”与“接着讲”的精神，看到陈寅恪“理解之同情”的精神，也看到闻一多由训诂兼及义理的学术精神。

三、闻一多学术精神与不屈气节的指引

 

王瑶藏闻一多半身照，北京大学档案馆藏

 

闻一多是清华预校时期的学生，写作旧体诗、新体诗，参加过五四运动，是1921年成立的清华文学社的重要成员。1922年去美国留学，学习绘画，研究中国古典诗歌，1925年回国，担任《新月》杂志社编辑，有《红烛》等多种新诗集问世。1932年起任清华中文系教授。王瑶1988年在回忆文章《念闻一多先生》中写道：“我当学生的时候，闻先生正全力研究古代文献，醉心于考据训诂之学”【10】。但考据训诂只是闻一多治学的准备和途径，而其研究成果则涵盖经济、社会、心灵多个方面。闻一多的学术研究，建立了广阔的中国文学史与文化史研究体系。王瑶回忆道：

 

以前的清华文科似乎有一种大家默契的学风，就是要求对古代文化现象作出合理的科学的解释。冯友兰先生认为清朝学者的治学态度是“信古”，要求遵守家法；“五四”时期的学者是“疑古”，要重新估定价值，喜作翻案文章；我们应该在“释古”上多用力，无论“信”与“疑”必须作出合理的符合当时情况的解释。这个意见似乎为大家所接受，并从不同方面作出了努力。【11】

 

相约对古代文化现象作出合理的科学的解释，是清华学人的集体意识，它是通向学术独立的船和桥。对清华“释古”学风与“理解之同情”传统的认同、继承与坚守，应该是王瑶晚年戏言“我是清华的”的主要原因。

 

王瑶在对闻一多回忆文章中，还用更多的篇幅描述了闻一多由诗人、学者变为战士的过程。闻一多在抗战前的北京，从未对时局发表意见。但从抗战开始，留起了胡须，对附逆文人深恶痛绝。直到抗战胜利，才把留了八年的胡须剃掉。昆明“一二•一”运动中学生因反内战而发生的惨案，使他勇敢地站出来，用生命唤醒国人，争取民主。王瑶称赞闻一多扎实的学术，同时佩服他行义的气节。慷慨面对反动派枪口子弹的闻一多，是王瑶加入民盟的人生领路人，也是对古代文化现象作出合理科学的解释的学术引路人。

 

四、鲁迅文学遗产对王瑶文学史观的形塑

 

《中古文学史论》是王瑶著作中最接近历史学的著述。其中很多灵感，如讲中古文人生活与风尚，来自于鲁迅的启发与影响。对鲁迅的推崇及对鲁迅文学遗产的开拓继承，给王瑶的著述带来无数的正能量，对鲁迅的学习也从另一个方面使他与朱自清、闻一多划开了代际界线。

 

王瑶为《中古文学史论》写过五篇《自序》，分别为1948年的《初版自序》、1956年的《中古文学史论集自序》、1981年的《重版后记》、1984年的《重版题记》、1988年的《日文版序》。其《重版后记》《重版题记》《日文版序》三序以大致相同的文字，阐述他晚年所认可、所坚持的文学史观：

 

我感到文学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既有文艺科学的特点，也有历史科学的特点。它的性质应该是研究能够体现一定历史时期文学特征的具体现象，并从中阐明文学发展的过程和它的规律性。某些典型的现象既同时代背景和社会思潮有联系，又同文人的生活与作品有联系，通过对这些现象的分析和研究，是可以反映和概括文学史的历史特征的。文学史既不同于以分析和评价作品的艺术成就为任务的文学批评，也不同于以探讨文艺的一般的普遍规律为目标的文艺理论，它必须体现出文学发展的脉络和原因。

 

这是一段教科书式字斟句酌的经典表述，它从四个方面显现出王瑶对文学史研究四个特质的把握：一是文学史兼有文艺科学与历史科学的特点，二是它所描述揭示的是某一历史时期的文学现象和过程规律，三是时代背景、社会思潮、文人生活是把握文学作品文学史特征的特别通道，四是文学史不同于文学批评、文艺理论，它的任务是揭示文学发展的脉络与原因。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更为神奇的是，王瑶将他对文学史特质的认知，均毫无例外地紧紧与鲁迅连在一起。以下是1981年《中古文学史论集重版后记》中的夫子自道：

 

作者研究中古文学史的思路和方法，是深深受到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的影响的。

 

鲁迅对魏晋文学有精湛的研究，长期以来作者确实是以他的文章和言论作为自己的工作指针的。这不仅指他对某些问题的精辟的见解能给人以启发，而且作为中国文学史研究工作的方法论来看，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等著作以及关于计划写的中国文学史的章节拟目等，都具有堪称典范的意义，因为它比较完满地体现了文学史既是文艺科学又是历史科学的性质和特点。文学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既不同于以分析和评价作品的艺术成就为任务的文学批评，也不同于以探讨文艺的一般的普遍规律为目标的文艺理论；它的性质应该是研究能够体现一定历史时期文学特征的具体现象，并从中阐明文学发展的过程和它的规律性。

 

鲁迅把他拟写的六朝文学的一章定名为“酒，药，女，佛”，这四个字指的都是文学现象；关于“酒”和“药”同文学的关系我们已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得知梗概，“女”和“佛”当然是指弥漫于齐梁的宫体诗和崇尚佛教以及佛教翻译文学的流行。这些现象既同时代背景和社会思潮有联系，又同文人的生活和作品有联系，是可以反映和概括文学史的历史特征的。

 

又如他把唐代文学的一章定名为“廊庙与山林”，那是根据作家在朝或在野而对现实采取不同的态度和倾向加以概括的，其意盖略近于他的一篇讲演的题目《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目的是由作家的不同的社会地位来考察作品的不同倾向。

 

他能从丰富复杂的文学历史中找出带普遍性的、可以反映时代特征和本质意义的典型现象，然后从这些现象的具体分析和阐述中来体现文学的发展规律，这对文学史研究工作者是具有方法论性质的启发意义的，至少作者是把它作为研究工作的指针的。

 

 

 

王瑶《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连系》 手稿

 

王瑶1984年的《重版题记》，与上述引文，几近相同。王瑶认为：从丰富复杂的文学历史中找出带普遍性的、可以反映时代特征和本质意义的典型现象，然后从这些现象的具体分析和阐述中来体现文学的发展规律。鲁迅的文学研究，特别是中古文学研究，给我们提供了文学史研究的成功范例。关于鲁迅，王瑶有《鲁迅与中国文学》《鲁迅作品论集》两部论著。在前书1951年写作的《后记》中，王瑶写道：“要了解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历史，首先就必须了解鲁迅事业的意义和方向，这是中国新文学史的重心，是必须加以突出和强调的。”【12】鲁迅研究，对于王瑶的中古文学研究与新文学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和意义。

五、 《中国新文学史稿》：得预于学术潮流者的课程变法

 

《中国新文学史稿》

1949年，王瑶在清华开设“中国新文学史”课程与写作《中国新文学史稿》著述，是出于学术敏感，得预于学术潮流者的变法行为。它在深度、广度及摆脱文学批评状态，进入文学史把握等各个方面，大大超出朱自清1933年以前讲授的《新文学史纲要》。王瑶课程与著述的成功，同样具有代际划分的意义。

 

王瑶1951年元月所作《中国新文学史稿初版自序》中说：

 

本书是著者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新文学史”一课程的讲稿。1948年北京解放时，著者正在清华讲授“中国文学史分期研究（汉魏六朝）”一课，同学就要求将课程内容改为五四至现在一段。次年学校添设“中国新文学史”一课，遂由著者担任。两年以来，随教随写，粗成现在规模。【13】

 

好像是来自学生的要求，王瑶在清华做了一次“课程变法”。而“课程变法”背后，是王瑶对新生活新社会的心灵回应。对朱自清、闻一多、鲁迅及新文学的熟悉，又有朱自清开设新文学课程的前行示范，促使36岁的王瑶有“课程变法”之举。而这一变法，又恰恰验证了陈寅恪学术“预流”的理论。“课程变法”举动体现出王瑶的时代感。王瑶在《自序》中还表扬了“清华中文系同事李广田、吕叔湘、吴组缃、余冠英诸先生”的鼓励与帮助。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同样是一场清华同仁的密切配合。

 

接下来就是国家的提倡和要求。1951年，王瑶与老舍、蔡仪、李何林共同制定了《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再后来，就是清华大学文科各系并入北京大学，39岁的王瑶改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主要讲授“中国新文学”。《中国新文学史稿》上下册出版。其48岁时的1961年，出席周扬主持的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会议，会后参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1982年，王瑶69岁时，《中国新文学史稿》修订本出版。北京大学孙玉石、乐黛云，华中师大黄曼君、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王得后参与修订。王瑶1980年写作《重版后记》感慨系之：

 

本书所论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即从五四到1949年三十年间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史实。古称三十年为一世，时光荏苒，转瞬之间又过了三十年。取名“史稿”，原本应教学需要之急就章，本拟俟有较多积累之后，另行改写。但三十年来中国现代文学史这门学科的研究工作也经历了它自己坎坷的道路。后来一直发展到骇人听闻的史无前例的年代，于是凡有所论述者，无不谥以“为黑线人物树碑立传”、“三十年代吹鼓手”等恶名。本书出版较早，自难免“始作俑者” 之嫌。于是由此而来的“自我批判”以“检查”“交待”之类，也层出不穷。【14】

 

《中国新文学史稿》三十年的坎坷命运，恰恰与王瑶在北大任职经历符合。失去了竞相“释古”的优良学风，没有了 “同情之理解”的宽松氛围，缺失了 “接着讲”及老师推荐学生论文发表的创新条件，王瑶心目中的清华，便成为一个逝去的学术时代的符号。王瑶觉得自己还应该属于那个时代，《中古文学史论》《新文学史稿》也应该属于那个时代。

 

 

1988.3.23   王瑶在澳门海边

那个时代是纪念王瑶心向往之的时代。1988年王瑶在朱自清逝世四十周年的座谈会上，满怀深情地回忆清华学派，回忆朱自清领导下的清华中文系：

 

应该看到，清华中文系不仅是大学的一个系，而且是一个有鲜明特色的学派。清华大学中文系的成就和贡献，是和朱先生的心血分不开的；朱先生当了十六年之久的系主任，对清华中文系付出了巨大的精力。朱先生在日记中提到要把清华中文系的学风培养成兼有京派海派之长，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微观与宏观相结合；既要视野开阔，又不要大而空，既要立论谨严，又不要钻牛角尖。【15】

 

微观与宏观结合，考据与义理并重，视野开阔而不大而空，立论谨严却不钻牛角尖。既是清华所崇尚的学风，也是清华中文系所崇尚的学风。清华微观宏观结合考据义理并重的学风，推动了后五四时代学术进入“释古”为主旋律的时代：

 

他（朱自清）曾和冯友兰先生讨论过学风问题，冯先生认为清朝人研究古代文化是“信古”，要求遵守家法；“五四”以后的学者是“疑古”，他们要重新估定价值，喜作翻案文章；我们应该采取第三种观点，要在“释古”上用功夫，作出合理的符合当时情况的解释。研究者的见解或观点尽管可以有所不同，但都应该对某一历史现象做出它之所以如此的时代和社会的原因，解释它为什么是这样的。这个学风大体上是贯穿于清华文科各系的。【16】

 

“释古”是中国学术走向独立，走向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重要一步。在后五四时代输入学理、再造文明的学术现代化进程中，清华学派日臻形成，其优良学风、追求独立的学术精神影响至当下的学术界：

 

清华中文系的许多学者都强调时代色彩，都力求对历史作出合理的解释，而不仅仅停留在考据上。这个学派是有全国影响的，在社会上发生了很大的作用。解放以后，北大教语言学的王力先生、朱德熙先生，教文学的吴组缃先生、林庚先生，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余冠英先生、俞平伯先生，一直到台湾大学的董同和先生、许世瑛先生，都是属于这个系统的，它的分布面相当广。清华中文系的成就和特点都是和朱先生分不开的。【17】

 

朱自清先生的成功，在于他不断推动学术随时代进步；这种不断进步的脚步，显现出中国学术现代化的进程。王瑶对清华学派做出以上总结、表彰朱自清先生的1988年，清华中文系正谋划重建。正是出于对过去美好的怀念和对新清华中文系的祝愿，王瑶先生有戏言“我是清华的，不是北大的”。

六、与王瑶同一时代的新文学研究者

王瑶先生“我是清华的，不是北大的”这一戏言，并没有任何对北大学术与学风的贬抑。北大有北大的学风与传统。北大同样培养出许多优秀的中国新文学的研究工作者。

 

任访秋先生北京大学研究院毕业时的照片

 

我的老师任访秋先生，长王瑶先生五岁，与王瑶先生是同时代的人。任访秋先生1929年入北师大，1933年入北大研究生院，1935年研究院毕业，导师为沈尹默、周作人，毕业论文为《袁中郎研究》。1940年在河南大学流亡豫西山区流亡办学时，加入河南大学。在流亡随迁的图书馆里，因找到五四时期《新青年》《新潮》等刊物及陈独秀、胡适、鲁迅的著作，在豫西的大山里，写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卷，1944年由南阳前锋出版社出版，成为学术界较早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黄修己教授把任访秋著述的成绩，写入《中国现代文学写作通史》中。新中国成立后，任访秋由元明清文学史教学转入“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是王瑶等人制定的《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的响应者、实施者。任访秋的中国新文学研究总是以晚清为源头。1964年，在曾任闻一多助手、时任河南大学中文系主任李嘉言先生的建议下，任访秋将研究方向再次转至“中国近代文学”，开辟了五四新文学的渊源研究领域。拨乱反正后的1979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创刊，王瑶先生任主编，任访秋先生、田仲济先生任副主编。稍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成立，王瑶先生任会长，任访秋先生等任副会长。1982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王瑶《鲁迅与中国文学》时，任访秋的《鲁迅散论》同期得以出版。

 

《任访秋文集》，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2013年

 

今天在这里著文纪念王瑶先生，也怀念开创中国新文学研究的一代学人。他们是中国学术现代化进程的探索者、先行者。他们以自己的学术贡献，赢得学界的尊敬与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