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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红楼的播火者——李大钊
发布日期:2021-05-14         浏览数:

1918年1月,30岁的李大钊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1918年8月北大红楼建成后,李大钊随即组织北大图书馆舍由藏书楼搬迁至北大红楼,他的办公室位于红楼一层的东南角。此后,他把北大红楼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使其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活动场所。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的讲话》中赞扬:“李大钊同志率先在中国介绍、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是二十世纪初中国的播火者。”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有着坚定的信仰和理论的自信。

马克思主义最早于19世纪末就传入了中国,但是在如潮水般涌入的西方各种思潮中,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20世纪初,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进入时人视野,《晨报副刊》从1919年4月开始连载渊泉(即陈溥贤)翻译的《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此后持续刊载一系列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译文,与陈溥贤等人仅仅通过翻译和著述来传播马克思主义不同,李大钊不仅在报刊上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在传播的过程中更是坚定了信仰,并为实现马克思主义理想而付诸实践。李大钊不仅成为中国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的第一人,还引导和带领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筹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党——中国共产党。

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和自信,使他在宣传的时候极富感染力,朱务善回忆李大钊在社会主义讨论会上担任评判员时的情景时说:“李大钊同志说话声音不大,又很沉静,表现出一种高度自信心与坚定性,最能吸引听众的注意,使人悦服。”

在红楼工作期间,充分利用这一宣传、教育场所,李大钊精心打造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主要由报刊发表文章、引进理论书刊、开设相关课程和发起社团组织四大板块组成:

首先是受众最为广泛的期刊和报纸,以在《新青年》杂志和《每周评论》发表文章为主,他也会投稿《少年中国》《晨报》等刊物,向大众介绍俄国革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等。为弥补《新青年》因标榜“不谈政治”而无法密切配合政治斗争进行宣传的不足,1918年12月,李大钊与文科学长陈独秀、文科讲师张申府等,在红楼二层文科学长室创刊《每周评论》。1919年元旦,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题为《新纪元》的社论,进一步阐述俄国十月革命的深远历史意义,称之为“洗出一个新纪元来”。1919年5月,李大钊在其主编的《新青年》6卷5号上开辟“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目的在于把马克思主义“转介绍于读者,使这位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在我们的思辨中,有点正确的解释。”在这一期和在后来出版的《新青年》6卷6号上,连载了他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称其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

在社会科学的基础研究处于空白状态的中国,如果不是经常关注俄国革命等世界规模的社会变动,和社会主义等外国新思潮的动向,具有将其翻译成汉语的外语能力,并且掌握印刷传媒的人物,不用说读懂马克思主义书籍,就连接触这些书籍也是极其困难的。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西斋办了一个亢慕义斋,收藏了许多俄国革命的新书,毛泽东常去那里看书。对此,他回忆道:“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与胡汉明、廖仲恺等人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不同,李大钊并没有努力于中国传统中寻找社会主义理念,或者向中国的古典中去寻求符合唯物史观的所有制的历史,如“井田制”,试图从中国古代制度中找出先于私有制的公有制形态。即为了便于理解社会主义的印象、概念而将其投射到中国固有的传统中去。李大钊是将马克思主义与当时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也就是支撑其信仰的不是中国封建传统文化,而是中国现实的社会问题。因此,在看到胡适发表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后,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35号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同胡适展开论战,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对中国社会进行改造。他在文章中强调:“我们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问题与主义”之争实际上是一次中国需要不需要马克思主义、需要不需要革命的论争。真理不仅越辩越明,而且越辩越深,李大钊深入浅出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的需要,阐述了对中国社会进行一次彻底革命的必要性。

其次,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由于工作关系,和许多热心时事,常到图书馆借书、阅览的学生有更多交流,他的许多进步思想也通过言传身教影响了青年们。李大钊也是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启蒙者,1918年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后,就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过,毛泽东曾说过:“我在李大钊手下任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每逢图书馆的新书到时,李大钊都推荐给青年学生们,这些新书也作为师生间相互讨论的最新资料。在李大钊的积极领导和推动下,北京大学图书馆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起点之一。据北京大学图书馆《1919~1920年西文图书登录簿》的记录,仅仅这两年,北大图书馆就引进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著作,以及马克思、列宁传记15种;书名明确是关于社会主义的图书15种,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费边主义、工会主义、工团主义等当时广义上的社会主义图书15种;关于俄国问题和俄国革命的图书22种。

再次,1920年7月8日,北京大学校评议会召开,特别决定将“图书馆主任改为教授”,李大钊兼任经济、史学等系教授。从此,李大钊率先在北大文科各系开设唯物史观研究、社会主义史、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这是中国大学第一次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式列入课程,通过大学讲坛宣传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成立共产党的重要条件。共产党成立之前必须有马克思主义的传入,而马克思主义在外来知识即西方思想中,又尤其晦涩难懂,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借用一位德国人的话说:“五十岁以下的人说他能了解马克思的学说,定是欺人之谈。因为马克思的书卷帙浩繁,学理深晦。”应该充分考虑到知识本身固有的难度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距离。中国共产党的人才基础正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之后出现在政治舞台的以学生为主的青年知识分子。

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的藏品中就有1923年北京大学政治系二年级学生马昌民和罗敦伟的“唯物史观”试卷,考试题目为“试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义并其及于现代史学影响”,这两位青年学生都详尽阐述了自己所学到的知识,获得了95分的高分。其实早在1920年李大钊就在《新青年》八卷四号上发表了《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一文,此后又在课堂上和考试题中向青年学生们传道受业,可谓用心良苦。

最后,北京大学自蔡元培出任校长以来,秉持“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宗旨,校园氛围活泼清新,学生社团十分活跃,李大钊和北大的老师们一样都十分支持学生社团的活动,还专门在北大图书馆内拨了一个房间给新潮社使用。为了更好在青年学生中传播马克思主义,李大钊也积极筹划、组织了相关的社团。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大秘密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研究马克思派的著述为目的”,把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优秀青年组织起来,进一步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次年11月,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公开活动。到1922年初,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从最初的19人增至60多人,后来一度发展到200多人。1920年12月,李大钊还参与发起了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其宗旨为“集合有信仰和有能力研究社会主义的同志,互助的来研究并传播社会主义思想。”

可见,李大钊充分利用北大红楼这个阵地,集合同志,引导青年学懂、吃透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仅树立了最初的理论自信,并且尝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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