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海婴在其所著《鲁迅与我七十年》（2001年出版）首次披露了毛泽东和罗稷南的一段对话。那就是1957年7月7日，毛泽东同上海知识界36位代表人士“围桌闲话”的时候，翻译家罗稷南问：“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毛的回答是：“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之后，就有人撰文质疑。当事人之一的黄宗英在2002年12月5日的《南方周末》发表了《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一文，除了给周海婴解了围。

她在这篇《亲聆》中还写道：

于是我就到处求助，希望有更多的文字资料校正我的记忆，以期尽可能准确地表达这场短暂而又撼人心魄的“对话”。

但据笔者多次向上海有关人士、有关方面了解这方面的情况，被告知：黄宗英于2002年12月发表此文时，参加1957年那次座谈会者尚有多人健在。

证人的不满

就在刊发黄宗英《亲聆》一文的《南方周末》同日同版的右侧，刊登了曾于上世纪90年代向周海婴先生提供“毛罗对话”第一个版本的作者的更正文章《“孤证”提供人的发言》。这位作者是罗稷南先生的学生贺圣模教授。

《南方周末》在刊登贺文时作了一些删节。删节最为严重也颇为关键的一处，亦是原文对周海婴编撰水分颇大表示强烈不满的一处（系贺圣模教授当面向笔者提及——作者注）。文字如下：

我最不能同意的地方是，毛泽东讲话之后“罗稷南惊出了一身冷汗”。罗稷南的性格，耿直倔强，与在座的人相比，辈分高，资历长。他若会“出冷汗”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他敢于问这个问题，他就决不会“出冷汗”。那是一种“情景想象”。

毛泽东的诠释

笔者调查考证所得的结果，与黄宗英女士的“亲聆”之说大相庭径。

据了解，在罗稷南先生信口提出相关话题后（在罗稷南先生之前，亦即1957年的早春时节，已有多人——可能还有巴金先生、徐铸成先生等，聆听了对鲁迅有着入木三分理解的毛泽东类似话题的诠释），毛泽东面带微笑，回答时的口吻随意而又中肯。断非黄宗英女士在其《亲聆》一文中向我们告示的那种杀气四溢的“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的表述。

经多方调查、考证（未经审阅），毛泽东的这个诠释是：

依我看，依鲁迅的性格，即使坐进了班房，他也还是要说、要写的……

以下是1957年毛泽东谈鲁迅的有关内容：

1957年3月8日：《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

鲁迅不是共产党员，他是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他用了一番工夫研究，又经过自己的实践，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特别是他后期的杂文，很有力量。他的杂文有力量，就在于有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是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时讲一讲，这33个题目（作者注：指此前中宣部办公室印发的《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的汇集》的会议材料，其中编入了33个人们关心的问题），他一讲或者写出杂文来，就解决问题。他一定有话讲，而且是很勇敢的。

1957年3月10日：《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

你们赞不赞成鲁迅？鲁迅的文章就不太软，但也不太硬，不难看。有人说杂文难写，难就难在这里。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是，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没有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鲁迅的时代，挨整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现在杂文怎样写，还没有经验，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好好研究一下。

贺圣模的澄清

有关鲁迅之子周海婴先生在其《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特设的《再说几句》一节中引述罗稷南学生的话，当事人贺圣模先生已以《“孤证”提供人的发言》为题进行了必要的澄清。

贺圣模先生的“补正”如下：

1.……海婴书中说：“他（罗稷南）把这事埋在心里，对谁也不透露。一直到罗老先生病重，觉得很有必要把几十年前的这段秘密对话公开于世，不该带进棺材，遂向一位他信得过的学生全盘托出。”这样的表述是不准确的。罗老告诉我这件事早在他逝世前6年而不是重病之时……他和毛的对话是在座谈会上，不能说是“秘密对话”。

2.海婴书中所说的毛“依照惯例请几位老乡聊聊”的说法也不准确。

罗稷南是云南顺宁人，不是毛泽东的“湖南老友”……他（指罗）逝世于1971年，不是海婴所说的“九十年代“。

除贺圣模先生澄清的谬误外，周海婴还在书中将当时压根不在上海的周谷城先生给纳入了想象中的“依照惯例请几位老乡聊聊”的所谓“秘密对话”人中。

（摘自秋石著《追寻历史的真相：毛泽东与鲁迅》，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出版）

                          原载于《作家文摘》2011年6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