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类纪念馆作为人们社会学习活动的重要教育设施，在青少年教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文化名人用他们的智慧之光，把他生活的地球照亮。名人身上所承载的民族文化，是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如何对待文化名人，如何珍惜他们，呵护他们，如何对他进行新的探索，如何让他在当今和未来的岁月中焕出新的光彩，让他们称为青少年成长中的良师益友，这是摆在人物类纪念馆面前的一个共同的任务。

在博物馆社会化成为大势所趋、博物馆成为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一环的今天，人物类纪念馆的校外教育也面临着众多的挑战，总结起来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代沟”问题。人物纪念馆纪念的名人一般来说都已作古，和现代人特别是青少年生活的时代要差几十甚至上百年，现在有一句名言，人与人只要相差5岁就有代沟，何况与青少年相隔甚远的名人乎？ “代沟”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其次是位置问题，人物纪念馆一般依托名人故居而建，像普通人一样，名人也不愿意住在临街的繁华闹市，他们的住所大多位置偏僻，因此基本都处于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状态。人们找起来尚且困难，又何况接近乎？最后是内容问题。人物纪念馆既不具备令人一震的外观形象，又缺乏对青少年有特殊吸引力的新鲜事物，要引起青少年的关注似乎是很难的。“把这些把所有需要面对的挑战归结在一起 , 我们发现应对它们的惟一方法就是大力开展教育创新。……教育创新是为了发展 , 不仅是为了整个教育体系的发展 , 而且要促进整个国家的发展。教育创新是一个试验 , 是一项富有开拓性的事业 , 是具有指导性的新发展思路。” (谢尔顿·舒弗 : 教育创新本身不是目的)　我们希望通过教育创新让所有的人特别是青少年都接受到优质的教育 , 从而更好地传承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

所谓创新教育，就是以培养人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以培养创新型人才为目标的教育。培养创新型人才是时代的需要，是社会的需要，更是青少年成长发展的需要，因此，创新教育的提出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教育之功能做出的新的阐释。江泽民同志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把民族创新能力的增强提到事关国家和民族生存、发展的战略高度，《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也明确指出，素质教育要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可见，素质教育的重要环节和核心内容是创新教育。

我想教育创新的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 : 第一是使人物纪念馆的教育更加适合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需要，让历史人物能与时代同行，更好的为现实服务。第二是人物纪念馆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到终身教育的体系中来,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第三，创新教育的开展，使人物纪念馆走出了“深闺”，使历史文化名人身上的魅力得以充分的开掘，从而让更多的人能够传承并发展民族的先进文化。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我认为重应该树立三方面的意识：

一、创新教育的中心是“发现”

我认为，创新教育的中心是“发现”而不是“灌输”，这不仅包括在引导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在习得知识的过程中自己去发现知识背后的“宝藏”，也包括获得“宝藏”后自己去进一步“探宝”。创新能力不仅包括发明创造什么物质的东西，也包括从思想的宝库出升华出自己独立的意识，不做习惯思维定势的应声虫。孔子曾受教于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但是他却成为儒家的祖师；荀子受教于儒家，却是法家的创始之人。在创新教育思想的指导下，我国新时期的校外教育应该是是新世纪青少年素质训练的大本营。

笔者本人有多年培训学生志愿讲解员的经验，对此感触颇多。培养学生义务讲解员的工作，与成人志愿讲解员不同，对于学生志愿讲解员的培养主要是一种教育的手段，而不是教育的目的。成人讲解员具有比较完备的知识储备和学习能力，而中小学志愿讲解员上述知识储备和能力都还不完善，有待于在活动中进一步提高。在这样的活动中，他们的角色是双重的：既是教育者，也是受教育者，这种角色的双重性又是互相促进的：教育者的身份加强了他们的学习兴趣和责任感，被教育者的身份又是他们在讲解中有了更多的可塑性。在组织志愿讲解的基础上，其实还能扩展出许多其他活动，逐步使学生成为活动的主人。例如，鲁迅博物馆的对志愿讲解培训原来都是学校组织来的，有半强迫的性质，后来我们就在学校内展开了自由报名、竞争上岗的模式，由学生组织报名，也是有学生共同评选，这样一来，学生的积极性高了，也更珍惜这样的实践机会。我们还制作了适合学生的流动展览带入校园，让这些学生讲解员讲解，讲解后我们还安排了这些学生讲解员和学生观众交流，我们发现，他们之间的交流比我们这些成人举办十次教育活动的效果都好。观众一方面，自己同龄人现身说法更容易接受；而志愿讲解员这方面，自己当老师，还会被同龄人崇拜，这样的感觉是他们提高了自信心，同时也促使他们做的更好。

锻炼学生的综合能力，人物纪念馆能做的事还有很多，例如在学校召开名人问题的研讨会，引导学生通过自己在纪念馆所学，得出自己的结论。不要低估他们的认识能力，他们有时在研讨会上提出的问题，经常是很尖锐深入的。还有就是人物纪念馆举办的征文、知识竞赛、演讲、戏剧演出等等活动，学生通过这些活动，更多的走进博物馆，也自主的习得了很多相关的知识，充分开发了他们的潜力。在组织活动的过程中，命题一定要有助于学生的发散性思维。例如，我们一次征文的题目是“与鲁迅跨越时空的对话”。我们收到的学生征文想象之丰富实在让我们佩服的五体投地。竟然有学生把鲁迅请到了艺术人生的演播大厅，和鲁迅来了一次真正的跨越时空的对话。可以说，通过组织这些活动，我们在这些孩子身上也学到了不少的东西。

青少年本身有很多潜力，只需要好的机遇去开发，在创新教育指导下的人物纪念馆就要给青少年提供这样一个让他们充分展示自己的舞台。记得在鲁迅博物馆举办的一次名家名篇朗诵会上，一位第四聋哑学校的聋人学生为我们朗诵了鲁迅的一段名言，他的朗诵前的一句话让我终身难忘：“我要让大家知道，聋哑人也能朗诵！”我为我们能为这样出色的青年提供了一个舞台感到非常的骄傲。

总之，在创新教育理念指导下，人物纪念馆的校外教育应具备以下三个特点：

１．实践性—

人物纪念馆的校外教育，应为青少年提供书本知识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天然的训练场，注重青少年的个性培养， 促进了社会个性化的发展。

２.体验性———实现了学生在生活中学习， 为生活而学， 锻炼了其勇气和毅力，培养了意志， 敢于在实践中得出真知；

３.成果的直接性———校外教育为青少年垒筑了新世纪素质、才华、潜能展示的新平台。

二、“创新教育”是与时代同行的教育

人物纪念馆的校外教育要总是处于教育创新的最前沿， 其教育内容、形式、方法脱颖而出，最受学生喜爱， 有利于青少年身心健康、快乐成长，因此，人物纪念馆的校外教育应是与时代同行的教育。

人物纪念馆的校外教育应该是适应新时代青少年的身心特点的教育。现代的青少年追求人格的独立，不相信权威，对空洞的政治口号宣传天然的反感。传统的人物纪念馆教育偏偏经常陷入这种误区，例如，宣传鲁迅就先把毛泽东对鲁迅的一大段评价压给别人，鲁迅作的每件事似乎要解释出政治意义来。这样的宣传，使名人在他们眼中，成了僵化、晦涩的代名词。中学生流传有三怕，鲁迅位居首位。现代的人物纪念馆校外教育的创新，首先就要从转变观念做起。通俗地说，就是要转变讲故事的方式。我们不应该用空洞的政治口号去压人，而应该用丰富的活动形式去吸引人，用现代人的讲述方式和语言去吸引人，生动的事例去感人，用真实的历史去服人。鲁迅博物馆就在这方面下了不少功夫。

首先，人物纪念馆的活动应是丰富多彩的。

这些活动可以是一种活动通过不同的载体不断深化，例如，我馆对学生、老人等六类人群免费开放，最开始只是一种公益行动，青少年吸引过来了，我们还要使吸引过来的青少年不要轻易的走开，取得真正的教育效果，我们的第二步工作就是主动向社会提出三方面的倡议:

1、鼓励中小学生节假日在家长陪同下参观博物馆，以小手牵大手，以亲情促学习，倡导家庭文化休闲娱乐的现代生活理念。

2、建议集体参观，提前预约，倡导博物馆教育与社会教育的互补与合作，以达到更好的教育效果。

3、鼓励观众带着问题进入博物馆，倡导一种自主学习的现代学习方式。

这样的倡议取得了深远的社会影响，得到了广大青少年及学校、家长的热烈响应，在服务社会、引导公众树立博物馆文化休闲的新理念、大力推动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的工作中，这样的倡议可以说是个有益的尝试。

为了使免费参观达到较好的教育效果，我馆编辑出版了《鲁迅生平》、《鲁迅名言录》、《鲁迅诗歌选》、《北京鲁迅故居》、《鲁迅遗印》、《鲁迅形象选》等6本小型宣传册，这些小册子一推出，就得到了中小学生的喜爱，许多家长更是把它当作教育孩子的辅助教材，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对我们的做法进行了专题报道。
　　又例如，宋庆龄、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梅兰芳六家名人故居纪念馆在我抗日战争胜利60年及长征胜利70年之际以“世纪名人与抗战”为主题，先是联合推出“传承先进文化，追寻中华名人”展览，面向社会各界特别是未成年人介绍名人的爱国精神与事迹。其后又与北京报刊合作，联合推出“抗战中的名人”专栏，介绍名人在抗战中的事迹；与此同时还在七所大学的“大学生论坛”，推出“国难之时的名人”系列讲座，最后还与北京市作协、西城区文联联合，举办了一次以纪念抗战、长征为主的“名家名篇朗诵会”。

这些活动也可以把不同的主题，办成相同的形式的系列活动。例如刚才提到的几家名人故居从2001年开始，就每年联合推出展览，这些展览有的以“世纪名人万里行”为主题，有的以名人与抗战为主题，有的则以名人与文化遗产为主题，主体不同，侧重面有别，但是宣传名人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的主线贯穿始终，是名人系列展渐渐形成了品牌效应，取得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和良好的教育效果。

其实，这些做法都很易于操作，以前这些活动也没少搞，关键是把它们结合起来，步步为营，深挖活动的内涵，使组合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已有的教育形式的优化重组，经常能带给我们惊喜。以上这些活动的成功，创新教育的理念在这里起了很大的作用。创新教育不在于你能玩儿多少花活，而在于你在这一过程中是否运用新的教育理念在操作。

其次，人物纪念馆的校外教育应善于抓住名人身上人类的普遍情感。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思维方式、情感取向都发生着很大的变化，这也就是“代沟”形成的原因。但是有一些情感却是亘古不变的。例如亲情、友情、爱情，在国家形成以后的爱国之情。从这些普遍情感入手于青少年沟通，是名人能够与时代同行的基础。例如，鲁迅博物馆新出的一本普及读物——《鲁迅的红色相知》，鲁迅和共产党的关系，有很多种角度，传统经常采用的是把鲁迅当共产党来宣传，比革命者更革命，这既不客观，也很生硬。这次首先是从“相知”入手，每个人都有相识、相知之人，作为文化巨匠的鲁迅是怎么做的呢？这就让现代的青年比较容易接近了。相知之人，有合作，有共识，但既然是人，也会有矛盾，有冲突，更会有误会；有在一起经历的重大事件，也有生活的琐事。这些方面集合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人，因此，这本书在选择内容时，把细节看作这本书的生命。例如这里既写了鲁迅对青年的关怀，也写了他误把一个文学青年的求助当作论敌的捉弄这样的插曲，既写了他和友人感人的友谊，也写了他遭受“自己人”攻击后的无奈。这些人类普遍的情感是名人身上充满了人性的光辉，而不是神一样高高在上，难于接近。

最后，人物纪念馆的校外教育应把握时代的脉搏，找到名人与时代结合的闪光点。鲁迅研究专家马蹄疾曾写过一篇很有意思的文字——《鲁迅评九十年代媒体》，你如果只看文字，还真以为是对现代媒体的评论，其实，这是鲁迅三十年代写的。这也就是说，真正的名人，不仅属于他生活的时代和国度，而且属于所有的国度，属于所有的世纪，是一种人类应该共享的精神财富。很多名人之所以有他持久的生命力，就在于他们的思想很多是超越时代、超越种族、超越信仰的，我们如果敏锐地把握到他们与时代结合的现实意义，就会使名人的那些具有永久生命力的思想的得以发扬光大。我们关注名人的当代意义，就可以在历史当中寻求到很多新的生长点，使文化名人本身的价值得到增值。我觉得这时是人物纪念馆校外教育创新的广阔道路。例如前面提到的在我抗日战争胜利60年及长征胜利70年之际以“世纪名人与抗战”为主题的活动就是这方面很有益的尝试。再例如鲁迅博物馆组织的利用周日为青少年和社会各界人士连续举办“在鲁迅身边听讲座”系列活动。这样的活动可以说是对最近鲁迅博物馆聘请国内外著名的作家、学者授课，陈丹青、刘心武、莫言这样的大家走到了普通人的身边，观众免费听讲，每次都有许多听众特别是青少年自发前来听讲。这些讲座大都涉及了现代的热点问题，比较贴近公众。像真假鲁迅——鲁迅史料中的真伪问题、笑谈大先生——鲁迅这样的讲座带给我们关于鲁迅的形象都是既熟悉又陌生的。这样的讲座为青少年和各界人士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也为学术研究走出象牙塔更好的服务公众搭建了一个平台。

三、“创新教育”应树立“终身教育”的大局观

人物纪念馆的校外教育应是整合了学校、家庭、社会等多方面教育资源的协同教育，这体现了“终身教育”的协同作用的精神。“在生命的各个时刻，上述种种教育环境的优先程度虽然不同，但是均应加强它们之间的互补关系，促进他们之间的复杂过渡，以恢复在许多传统社会中曾以其他形式存在的真正协调一致的教育，……上述种种教育‘抉择’之间应有一种积极的关系：一种互补与合作的积极关系。”

既然说到人物纪念馆的“校外”教育，必然要加强和“校内”教育的合作，人物纪念馆对未成年人来说也是一个社会教育者。但是，与学校教育不同，它是一种社会知识性的教育，从教育手段方面来说，是一种非约束性，非强制性教育。人物纪念馆的教育有其自身的长处和优势，其知识的广泛性，内容的趣味性，教育手段的多样性，是学校教育不能取代的，但是学校教育的系统性、正规性和强制教育带来的时效性又是博物馆教育所不能比拟的。正是这一特点出发，人物纪念馆和学校的合作应取长补短，走出自己教育方式的特色。例如人物纪念馆和大学的合作。大学是高等教育的场所，具有浓厚的学术氛围、丰富的学术资料、较强的学术研究水平，但是，其所需要的资料信息却远远不是大学所能满足的。人物纪念馆主动让名人走入高校，利用自己的丰富文物资料及研究力量与高校形成良性的互动就十分的必要。像我们鲁迅博物馆与天津师范大学联合召开的 “全国高校鲁迅作品教学研讨会”，邀请国内外高校知名的鲁迅研究专家40余人参加会议，探讨新时期如何更有效地在高校中讲授鲁迅作品，宣传鲁迅思想；与沈阳师范大学等单位联合举办了由中、日、韩三国学者参加的“东亚视角下的鲁迅”国际学术交流会等等都是与大学合作的有益尝试。通过举办这些学术活动，一方面联络了大批国内外鲁迅研究的专家、学者，增进了彼此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另一方面，扩大了我馆在高校和鲁迅研究界的影响，同时，也让我馆看到了自身在学术研究方面存在的不足和问题，从而推动我馆鲁迅研究工作向更深、更全面、更高层次的发展。可以说，人物纪念馆和学校的合作绝对是双赢的。

此外，在校外教育中，社区是很重要的一环。青少年生活在社区，学校也经常在社区之内，社区是联系人物纪念馆和学校的纽带，也是对学生极性教育的重要场所，人物纪念馆如果能把自己的文化辐射到他们所在的社区，构建社区的人物纪念馆文化，对校外教育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人物纪念馆具有丰厚的文化资源，为文化辐射提供了文化的储备，北京市成熟的社区文化建设为这种辐射提供了坚实的政治、组织背景。社区文化建设的迫切的需要，提供了文化辐射的契机。社区与人物纪念馆地域的接近，使沟通具有了便捷的可操作性，而这又使居民容易产生文化的认同感，有助于打造整体的人物纪念馆文化。人物纪念馆与社区合作进行校外教育的鲜明特色就是让青少年和他的家人一起提高，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家庭是孩子的第一个课堂，社区的整体素质提高了，青少年的素质也必然随着水涨船高了。

人物纪念馆在与社区组织的活动中，既要注意要鲜明的体现其自身的文化特色，又要注意广泛的参与性。因此既有“民间藏书家展”、“鲁迅博物馆馆藏书画展”这样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展览活动，也有吸引书法爱好者的书法比赛、书画展览，吸引青少年参加的演讲比赛、志愿讲解、征文，吸引社区普通居民的知识竞赛、文化联欢，又例如我们组织的一次社区小学生庆香港回归粉笔画展，干脆让孩子在博物馆划定的一条甬道上作画。孩子们把自己对世界的稚嫩理解与博物馆的大地融为一体，他们与博物馆心灵上的距离就在这样的亲密接触中拉近了。

　　又例如，我们参与了社区组织的“红领巾解说员比赛”活动。并邀请社区特困家庭学生到馆参观学习；让社区获奖小讲解员到博物馆现场示范讲解。这个活动有力支持了社区扶贫工作，赢得了社区领导的好评。鲁迅博物馆办的名人名篇朗诵会，宣传环保的昆虫展等都与鲁迅无关，但是，通过这些活动，使社区居民一看到博物馆，想到的就是文化，感到博物馆是他们进行文化交流的园地。

最后，人物纪念馆的校外教育，还应该关注人物纪念馆间的合作，共同打造中国的名人文化。例如，鲁迅博物馆、宋庆龄故居等六家名人纪念馆的合作，前面提到的“抗战时期的名人”系列活动就是这种合作的带来的成果。人物纪念馆的合作使他们打破了自身地域、内容、规模的局限，带来了更宽广的文化视野。从2000年以来，我们每年都推出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型活动，形成了颇有影响的名人文化系列活动，这些活动如果只让一家去运作，往往是力不从心的。因为这几年相关的报道、论文有很多，这里就不再赘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