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的本质是一种自主质疑式的革命性思维，一种能够依靠理性主宰自我，又能当下警觉，随时自我质询的动态反省能力。而文学是一种情感的、想象的，重直觉的创造性思维，是人类能够敏锐觉察自我的审美沟通方式。在由各种条件聚合而生成的世界里，启蒙与文学这两个关乎人类如何思想和如何表达的人文场域，以心灵的方式融合在一起。启蒙可以是文学的路径，文学也可以是启蒙的路径，最终引领人类步入更加开阔的自由境界，给世界带来清醒觉知的圆满。
　　作为人类心灵的一种理想状态——虽是理想状态，但又的确是一种客观存在——启蒙意味着当下转变思维，使之不再陷入一波波的黑暗之中，个体成功地驾驭所有的思考过程并使自己获得升华。这一探索过程充满了创造的喜悦，与审美的创造性活动文学艺术融合在一起，带来的将是顿悟与重生。带有启蒙质素的文学需要的正是这样一颗自由探索的心灵，而不是结论的奴隶。它敏锐警醒地觉知，又能从饱满的想象，心游万仞中随时回归当下，破除虚妄；对于那些盘踞于心灵的愚昧、盲从、冲动、偏执、自闭、自负、消极、妄念等等人性的弱点，它带来的是切肤之痛，而远非隔靴搔痒；它所使用的探寻方法能深入到生命的全过程，揭示复杂的心理，拓宽心灵的疆域；它不质问，不谴责，不辩护，甚至不感召，只有纯粹明澈的自察自省。这样的头脑投射下的笔和纸始终舒展、熨帖，而丝毫不起焦虑急切的皱褶。这样的启蒙文学可以诞生在历史的任何时刻，诞生在人类思索的任何瞬间，假如只在社会启蒙运动高涨的时候貌似有所收获，这恰恰证明了还不是真正的启蒙文学。
　　启蒙革命性思维所容纳的是这样一种自由的理念——不涉及从一种状态转变到另一种状态，而是努力去探索怎样化解、打破“自我”的限制，让世界的一切与我相连。说到这里，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已经摆在面前，那就是到底什么是自由？对此，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首先，外显层面的自由是指摆脱了外在力量束缚后获得的满足和自我实现，如，辛亥革命推翻了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人们摆脱了封建奴役，获得了部分平等的权益等等。这是非常依赖外在环境的向外求的自由。其次，是向内求的纯粹的心性自由，它不是应对外在冲突时所做出的反应，不是通过推理或者假想而得出来的抽象的、观念上的自由，也不是天堂里无拘无束的理想主义，而是从心灵根源产生的一种客观的自性状态，是不为任何环境所羁绊，不归属于任何事物的初始的和平与宁静。正是因为这一初始状态总是在世俗化的过程中被蒙蔽，人类才需要不断地袪蔽与启蒙。
　　需要注意的是，外在自由和内在自由之间不存在递进关系、因果关系，也不是简单的互为条件，而是视距离欲望的远近疏密、忘我与否的程度来衡量。实际上，没有内在自由，就不会有外在的自由，即便有也没什么意义。大多数人要的往往是外在的自由，它与追求欲望的满足难舍难分，并由此诞生了孤立的人，膨胀的自我。这样的孤立人容不下他者的孤独，而真正自由的心灵既能容纳众人，也能独自相处。它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心灵所遭受的被奴役状态，没有悲苦，没有愤世嫉俗，没有希望或失望，不畏惧对自我的质疑，能彻底分析和洞察自身。
　　毫无疑问，生活在20世纪的中国人，饱受战争、饥荒、贫困等种种苦难的折磨，百姓时刻都要与死神搏斗，可以说一直生活在焦虑、挣扎、恐惧、痛苦和悲伤之中。受外界挑战的刺激，人们要外部的自由是本能的反应。身处专制暴政之下，怎能不反抗？一部中华民族的现代发展史就是追寻和探索外在自由之路的奋斗史，这是任何一个民族都要走的独立民主的现代化之路。对于文学来说，它当然有记录这如火如荼的时代的使命，也是很多投入的作家的切身体验和内心真诚的表达冲动，然而，在争取民族的解放，国家的独立，政治、组织、制度、秩序这些外部自由的同时，他们是否也获得并引领大众步入了更加开阔的心灵自由呢？
　　我们不无遗憾地发现，新文学作家们关于自由的思索，几乎没有超出过向外求的局促天地，那就是摆脱外在事物缠缚，有所希冀就能实现的自由。在追求这种相对狭隘的自由的过程中，那些被限制住的思维只专注于如何摆脱专制，摆脱腐朽的政府，摆脱某种敌对关系，摆脱焦虑情绪，希望让自己获得解放，取得成就。新文学作家们乘着这样的启蒙愿望而来，在甚至根本都不了解自己的情况下，带着一颗被固有观念和知识羁绊的心去观察生活。他们躁动着，喧哗着，哀怨着，倾诉着，指点着，评判着，摆脱着，成就着……自外于生存而向世界说自己发出的是真的人的声音——当然，人本身就是一个缺憾——这使我们看到了很多因为欲望得不到满足，就感受不到快乐的人，他们即使取得了社会解放，仍然不存在完整的自由；也看到了更多不被众人理解的孤独的人，为了崇高的理想，为了唤起大众，他们不惜投身于社会的改造；还看到了以虚构来应付挫折，蜷缩在虚幻世界中怡然自得，自满自足的人，这已经是精神胜利的阿Q了。
　　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这种所谓的启蒙书写在重塑着我们的现代性主体和情感。这样的书写者是否曾经宁静地观察过自己呢？恐怕只是将已有的观念投射到所经历的生活，以受到的限制来书写生活罢。要么是为抵抗封建专制的压迫，摆脱旧家庭的束缚，比如“为人生”派作家的问题小说；要么是自我表现，无所顾忌地沉迷，比如前期创造社的艺术追求。这些都只不过是对内心束缚的反应而已，只有鲁迅式的质询，使我们当下清醒——“娜拉走后怎样？”
　　诚然，文学应该如实地反映纷繁多样的人性，妄念纷起的状态，又不能仅仅满足于记录和描述，而要有充分的觉察，时刻意识到本性的存在所能带来的自由，毫无畏惧地去感知生命的变化过程，而不是刻意苦苦挣扎着去寻求变化。要用积极的信念引导人类的想象走向真、善、美、纯净和自由，以消除障碍，摆脱束缚。要明确，从感性或理性入手都只是一个个途径，而远非文学本身，在终究处，总是要穿越这乱花迷人眼的色身表象，拨开那万种形相的观念迷雾，回到静如花开般的自由。那些蛊惑的、瞒和骗的、宣传的、将人类引向自欺欺人的道路上，耽于幻想的文学作品是令人遗憾的，是时刻需要辨别的。
　　诚然，人有追求生命欲望获得满足的自由，但是，这也正是人类最大的束缚。我们还无奈地看到，当组织的力量愈加强大，当现代传媒的效率和手段愈加提高和花样迭出，冲突和动乱随之愈加繁复和芜杂。反叛滋生出新的奴役，不断制造着新的矛盾和痛苦。即使是承平时期，平静的海面之下却也暗流涌动，斗争永不止息。如何才能不处在矛盾和紧张之中，获得永恒的宁静？成了一代代先觉者自觉的追求，而鲁迅即是这样一位时刻警惕被催眠，勇于与自我斗争的“精神界之战士”。
　　请容许我再次重申，自主质疑式的启蒙革命性思维，其核心不在于思辨他物，而在于认清自我。真正自由而平静的心灵因之决不会颓废、死亡、腐朽，它是完全活跃的心灵，心灵内部每一个未受践踏的角落都会光明起来，以这个光明的核心为基础对外界问题做出应对，不会产生阴影。这听起来像一个神话，一个无法达成的目标，能够体察并确立这样目标的的确鲜有其人，这让我们无法不亲近那些先驱者们，他们能够走在这样一条孤独的求索之路上，对于他们来说，探索自己就是探索人类。他们能够意识到，人类的心灵只有在完全无拘无束的时候，完全自由的时候，才能够辨别真伪。因此，对于更关乎心灵史的文学史来说，一定要尽力排除掉身外与内在太多的杂音，而特别留意地去倾听众声喧哗中那些低沉的、平静的声音。这往往包括了对深度内在自由的探索，这些可贵的探索经常显示出与时代主调的不和谐，乃至相悖，但却往往是真正的启蒙的声音。
　　就此而言，鲁迅的“无所属”体现了独特的意义。有所归属、有所认同的愿望导致自由的空间变得狭窄。鲁迅经常追问自己的思维方式，同自己展开心灵对话。值得敬佩的是他的忍耐力、悟性、坚持不懈地反思自我，而不加以谴责或认同。他的贡献在于发现了未进入启蒙的那种普遍生存状态——沉溺于从“想做奴隶而不得”到“暂时坐稳了奴隶”的轮回中，唯唯诺诺的盲从，浑浑噩噩的苟活，对现存世界没有任何怀疑，尊重被奴役的规则，崇敬不值得崇敬的人，赞叹不究竟的世俗聪明，精于满足自我，忙着毫无意义却自以为有意义的事。鲁迅的写作姿态就是要破坏整个社会的心理结构，摧毁一切虚假，坦然直面人生的每一刹那。这种质疑一切的能力，源于广阔的心灵空间，因而去探索、去寻求、去发现的能量强大，笔下便会升腾起非凡的艺术气象，呈现出深不可测的创造和宽广之美。
　　假如启蒙只是各种经验和观念积累的结果，文学表达也只是在应对现实过程中产生的改变现实、改善未来的想象，那么打个不太恰切的比喻，二者结合在一起的启蒙运动就像是为了更好的看太阳而手持燃烧的蜡烛，循着这样的启蒙路径所抵达的，远远不是心灵的深度和广度，而是对社会现代化进程亦步亦趋的机械反应。这大概就是为什么蒙昧非但没有在我们的身边消失，相反，却总是与进步并驾齐驱的原因。
　　最后，还必须意识到词语只代表着“名”，名与实并不总是一致的。也许我们根本就无法超越启蒙、文学、自由、人类这些字眼本身，去深究其背后的实情到底是什么样子。当启蒙在论证中逐渐成为一个难以企及的精神境界，我们唯一所能做的也许就只是提醒自己——慎用这一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