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异新
作为对现代性的追寻，都市文化中的西化物质符号是自然的指标之一。北京是较早被西方列强列为开放的城市，尽管由于政治中心的特殊地位和官本位的传统文化使然，没有形成像沿海城市那样独立的商业阶层和市民阶层，就此很多研究者将其视为是中国乡村社会的缩影，但民国初年的北京决不是一个即将消逝的前现代古墓般的城市。生活于此的鲁迅在日记中真实地记录下了它的西化痕迹，尽管他的审美观照始终钟情于封闭的空间，麻木的庸众，似乎忽略了外国影响参与中国生活的程度，和北京作为一个城市的生机。也许，从鲁迅文本的内外，重构有关那个时代的北京想象，是一件非常有趣的工作。尤其是，当北京被定位为世界城市，回望她现代性最初的蹒跚脚步，不只是好奇，更是迫切和需要的了。
有必要说明的是，作为生活史料，日记和书信真实地体现了鲁迅的个人生活爱好，和其审美作品里的北京不可以混为一谈。那些小说叙事中的审美选择，杂文散文中的问题取舍，都是属于鲁迅的文学北京，和他生活于斯的北京有交叉，但显然不可能是完全重叠的。而正是这交叉，引发着我们关于想象的再想象。你会发现，鲁迅在北京的生活多少是个性化的，而文本中的北京因为启蒙主题的预设反而并不那么接近个人的声音。更进一步，当我们追问鲁迅在北京拥有什么样的文化身份？他喜欢去什么样的公共空间？他的文本中有哪些现代都市的物质文化符号？并为此而绘制出一张鲁迅的现代消费地图时，我们惊讶地发现以前对很多问题的传统看法正慢慢发生着改变。
一、 走在旧京城――作为公共景观的北京
1、当时的北京情景历史
提起老北京，总是会联想到雍容气派的“老字号”店铺、悠闲古旧的市场气氛、和可以入乐的小贩叫卖声，这种使人留恋的美好情调与农业社会缓慢的生活节奏相吻合。“城市”一词本身由“城”和“市”两个词组合而成，作为从元代开始就存在的国际性大都市，老北京城里的集市贸易一向很繁荣，有着“一步三市”的说法，直到今天仍有许多以集市所在地命名的地名，比如骡马市、猪市、羊市、米市、花市、菜市口、草市、灯市口、缸瓦市等，都是些专业性的集市，另有闹市、晓市、黑市、穷汉市，这些属于胡同世界宁静的商业形态，是封建社会农业文明的产物，其古意盎然的经营方式中透露出深深的人情味，绝少现代商业社会赤裸裸的利害冲突。北京商人所依赖的，是传统社会的信义而不是现代社会的市场契约。为官服务是他们的首要任务，因而又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得化不开的官气。鲁迅在《<守常全集>·题记》中曾回忆李大钊因外形像商人而躲过了兵捕，不过他像的是旧书店或笺纸店的掌柜，在南边没有看见过。这说明北京的商业气质与洋化的上海是截然不同的，它带有的更多是自足的封建性。在鲁迅生活的民国初年，这种官气十足，以非商业手段达到商业目的的封建性经济势力还很强大，但毋庸置疑，一股由声光电化操纵的半殖民地化的城市经济也正在慢慢滋长。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中国有92个城市正式开放，与外国通商，其中就有北京。据《剑桥中华民国史》描述，北京的使团区内拥有商业机构、商店、教育团体和大量非外交人员，使团区以及附近地区建起了诺德饭店、北京饭店、六国饭店；还有汇丰银行、道胜银行、德华银行、横滨正金银行，几家大型外国货栈，士兵男青年会，两家卫理公会教堂（可容纳1500人），一所卫理公会女子学校，“北京大学”（也属卫理公会），伦敦会洛克哈德医学院，美国海外传教团的教堂和学校，以及盲人慈善堂等。虽然按照规定只有穿着特殊制服的中国仆役和雇员才能进入使团区，但实际上使团区内经常住有相当数量的中国人，这些人通常住在六国饭店，该饭店自1911年以后经常收容那些被北京政府赶出来的逃亡者[1]。鲁迅就曾经到六国饭店面见《阿Q正传》的俄译本翻译家苏联人王希礼。外国影响所逐渐形成的自足亚文化，被移植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开始繁荣生长，北京在遭遇被殖民化的过程中也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环境现代化。1896年北京“文明茶园”放映“西洋影戏”，这是最早放映的电影。1899年北京南马家铺至永定门电车轨道筑成通车，在当时是除香港外最早开通电车的城市。1916年建成全长15公里环城铁路线。1924年有轨电车通车。1925年公私立大学由民国初年的5所增至17所，占全国47所大学的36％。尽管作为首都的北京始终不打算完全开放，但专销或附销洋货的店铺在当时也已经达到几百家。洋行大多数集中在东城一带，象英国的怡和、安利洋行，美国的慎昌洋行，德国的禅臣、礼和洋行，日本的三井、三菱洋行，都在北京设立了分行，直接进行洋货的大量运售[2]。最能显示民国北京现代性的恐怕就是它的金融活动了，1908年清政府邮传部在北京设立交通银行，宗旨是振兴铁路、轮船、邮务、电信，随后又相继成立有北洋保商银行、兴业银行、储蓄银行、信成银行。鲁迅就曾去过保商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兴业银行存款、购买债券和兑换银钱等。1920年，北京现代银行家联合会在一个朋友式的晚餐会基础之上成立，这个晚餐会每周两次，参加者是城市的主要银行家。它体现了地方金融集团的统一和力量，在全国银行公会中的影响足以与上海各银行的影响相抗衡。新的商业协会运用国际资产阶级那种以增长、进步和竞争为主题的观点，开始传播经济情报，出版由当时最优秀的经济学家共同合作的专门化的评论杂志，比如1921年北京发行了《银行月刊》。新的阶级利益表现出现代的面貌，因为过去行会的团结是基于既得利益之上的，而现在人们则为追求利益而团结，增长的观念已经取代了独占的传统[3]。除了华资工业企业，北京也相继出现了一些新的职业领域，如各种自由职业，新闻和出版业，以及现代教育和文化机构等，鲁迅在北洋教育部担任职责的同时，兼任大学教师，刊物编辑，与这种走向现代的环境氛围是分不开的。
鲁迅生活时期的北京可以被称为是“军阀时期”。军阀混战既削弱了北京政权的力量，又妨碍了外国企业在此的经济开发。尽管政局动荡，令人无所适从，但在陷恶政治环境下土生土长的官僚服务传统也已开始同西方的技术和专业规范联姻。交通部属下的铁路、电报、邮政服务既有盈利又十分可靠。不过，政府公职人员却迟迟拿不到薪金。教师、警察、官吏不断举行游行示威，不得不从事第二职业以维持生计。[4]鲁迅在日记中就经常提到欠薪，并创作小说描绘了这一社会现实。值得庆幸的是，竭力与传统价值观保持谐调的军阀所制造的分裂与混乱，却为思想的转折和反传统倾向的流传提供了绝好的机会。中央政府无法有效地控制住大学、期刊、出版业及中国知识界的其它机构。因此，那时的知识分子对于中国将以什么方式实现现代化和富强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作为北洋政府官员的鲁迅参加新文化运动，到八大学校兼课，既从事了第二职业，又满足了参与国家现代文化思想重建的雄心，这大概只有在那样混乱的军阀时代才会出现。
作为政府，北京始终是中国国家主权和人民瞩望的统一象征。作为城市，它却很难独立于政治社会，因此，它的进步和西化――这与现代化密不可分――使它与农村世界尽管开始发生断裂，但却异常缓慢。城市人口在不断增长，五光十色的海外时尚与浪潮在新的城市知识分子和公务员中间引起阵阵波动，然而，他们在生活方式上却大都恪守古老的传统。这就是北京最初的现代性特色，从一开始它就以一种矛盾的方式被展现出来。
2、鲁迅在北京的文化身份
教育部职员
1912年春天，32岁的鲁迅与这个蹒跚走进现代化的城市相遇。北京接纳鲁迅，首先就是一种文化重建的需要。当时的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在总长蔡元培的领导下，大力提倡美育。这对由日本归国后不久，正在寻找出路的鲁迅来说，无疑提供了看似绝妙的发展环境。鲁迅被任命为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主管博物馆、图书馆、动植物园、美术馆、文艺、音乐、演剧、通俗教育、调查及搜集古物等等事务。实际上，鲁迅所领导的部门，就是当时关于文化艺术方面的最高管理机构。他积极投入到各项文化建设事业当中去，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比如：考察天坛、先农坛，将其开辟为公园；参与历史博物馆、京师图书馆和通俗图书馆的筹建；任通俗教育研究会会员，担任小说股股长；参加整理“大内档案”；为北大设计校徽等等。1926年南下前，鲁迅在北京的主要身份一直是教育部的北洋政府官员，并且是非常敬业的官员。因此，当面对国际展览会、博物馆、图书馆、剧院、公园和不久后诞生的电影院，这些为人们提供了惊人丰富的便利、娱乐和视觉快感的现代公共空间和被看景观时，鲁迅不能不首先以一个管理者的面目介入，他的责任感和抱负心永远体现在他作为一个普通消费市民的休闲心之先，甚至是那些批判性的知识分子所发出的自由声音之先。然而，这占去了鲁迅大部分精力的文化重建工作，最终却因上司昏庸，不得已而废然终止。如果没有女师大风潮乃至“三·一八”惨案的发生，鲁迅在北京的仕途之路也许仍会绵延下去吧，民国的文化重建工作也会因为有这样一位严谨的工作者而得以保留更多有价值的东西。然而，政府无能，促使政治矛盾激化，当然也就使鲁迅的离京成为一种必然。
大学讲师
鲁迅一生中最黄金的年龄段都是在北京渡过的，假如只是在昏庸的政府中做无名的科员，何时才能实现他最初认定的启蒙伟业的目标呢？正值壮年充沛的精力，横溢的才华，以及对青年人的热情，促使他自然而然地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世界语专门学校、集成国际语言学校、黎明中学、大中公学、中国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等等院校留下了授课和演讲的匆匆身影。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蔡元培出任校长时，本着“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为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开辟了道路。北大师生一直高举爱国、民主、科学的大旗，走在民主运动的最前列。为纪念北大成立27周年，鲁迅曾写下《我观北大》一文，热情赞扬道：“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除了北大，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更与鲁迅同呼吸、共患难。当迫压学生的杨荫榆担任校长致使学校爆发学潮后，鲁迅毅然支持学生们的正义斗争，亲自拟稿，公开发布《关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揭露其封建家长式统治。为此他被非法免去佥事职务，不断遭受通缉，不得不四处避难，乃至最后离开了北京。南下后的鲁迅曾经两次回京探亲，流传下著名的“北平五讲”，这些演讲充满着战斗精神，以“尖锐的词锋，似质朴而具有潜在的煽动力的感人的言说”[5]在各个大学引起强烈的反响。
作家与期刊编辑
既然重建新文化秩序的热望在一个四分五裂的政权中无法得到的支持，去学校兼课所传授的新思维方式又囿于象牙塔而传播有限，那么积极利用现代性的印刷文化，去开拓广阔的批判空间，以发出新的不同于政府的“公共”声音，就显得势在必行。
从这一点来看，钱玄同的“希望”劝说恰逢其时地点燃了鲁迅似乎早已冰冷了的抱负之心。正是《新青年》杂志使他从生命的“蛰伏期”活跃起来，投入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革命洪流之中，成长为旗手和主将。中国新文学也终于有了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这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伟大开端。自此，鲁迅开始了频繁的文学活动，先后在《新青年》发表作品54篇，思想骨骼日益形成，逐渐聚拢和引领了众多青年作家，从事一种“遵命文学”――那是“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尊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6]这样，无声的民国北京蓦然勃兴起一个新文坛。
这个新文坛围绕鲁迅参与编辑的期刊，形成了共同的文学理想，那就是真诚地面对自我的灵魂，大胆抨击传统和时弊，不遗余力地解构和修正现存文化秩序。当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和罗家伦组织创办《新潮》杂志时，它的定位是：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词。然而，鲁迅1919年4月16日致信新潮社，却建议它不要刊登过多纯粹的科学文章，最好是对于中国的老病刺他毒重的几针，以使那些“老先生”不安稳。他肯定了《雪夜》（王敬熙作）和《这也是一个人》（叶绍钧作）等新作，认为上海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家“梦里也没有想到过。”“这样下去，创作很有点希望。”与他关系最为长久的《语丝》也以发表“别的刊物所不肯说，不敢说，不能说的”简短的感想和批评文章为主[7]。由于“不愿意在有权者的刀下，颂扬他的威权，并奚落其敌人来取媚”，而形成了“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的特色[8]。《莽原》更意在“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9]“虽在割去敝舌之后，也还有人说话，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10]其文字风格“率性而言，凭心立论，忠于现世，望彼将来”[11] 。《莽原》半月刊出版时，鲁迅这样写预告：“想什么就说什么，能什么就做什么，笑和骂那边好，冷和热那样对，绅士和暴徒那边妥，创作和翻译那样贵，都满不在乎心里。”[12]以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为事业中心的未名社和创作上强调表现“自我”的创造社、沈钟社一起，被鲁迅认为是在文艺方面非常用力，“这三社若沉默，中国全国真成了沙漠了。”[13]浅草社标榜其动机是“自信比秋水更莹澈，比冬雪更坦白，丝毫不搀杂龌龊的成分。”鲁迅评价“他们的季刊，每一期都显示着努力：向外，在摄取异域的营养；向内，在挖掘自己的灵魂，要发现心灵的眼睛和喉舌，来凝视这世界，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 [14]
鲁迅在《野草·一觉》中谈到编校上述青年作者的文稿时说：“我照作品的年月看下去，这些不肯涂脂抹粉的青年们的魂灵便依次屹立在我眼前。他们是卓越的，是纯真的，――阿，然而他们苦恼了，呻吟了，愤怒，而且终于粗暴了，我的可爱的青年们！……然而我爱这些流血和隐痛的魂灵，因为他使我觉得是在人间，是在人间活着。”鲁迅终于感到是这些现代期刊实现了他精神现代性追求的自我对象化，尽管这种直面人生的文学对于广大劳苦民众来说究竟能起到多大的启蒙作用还是个疑问，但毕竟它的美好前景在这些期刊营造的幻想氛围中栩栩如生。因而，鲁迅为之振奋和忘我了，他付出了大量心血，甚至连自己都说“我这几年来，常想给别人出一点力，所以在北京时，拼命地做，忘记吃饭，减少睡眠，吃了药来编辑，校对，作文。”[15]尽管这些期刊有的是惨淡经营，甚至苦于连印刷费也无着，乃至办不下去了，但这对于团结在以鲁迅为中心的青年们心中是非常次要的，因为他们自认为终于找到了值得为之奋斗的理想，和传达这种高尚理想的途径。
经过以上事实的罗列，我们发现，北京时期的鲁迅有着多重文化身份――政府职员、大学讲师、自由作家、编辑家和文学活动家。初到北京操异乡口音的官吏，阔别多年旧地重游的老主顾……就其在教育部的主管业务来讲，是保存祖国文化遗产，发展社会教育事业，因而能够以极大的热情和现代意识投入到整理传统文化的工作中去。作为文学活动家的他还积极参与文学社团建设，扶植年轻人。而作为创作地的北京，也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深深滋养了鲁迅，成就了他创作生涯的辉煌期。鲁迅曾在给宫竹心的信中说：“以文笔作生活，是世上最苦的职业。……上海或北京的收稿，不甚讲内容，他们没有批评眼，只讲名声。其甚者且骗取别人的文章作自己的生活费，如《礼拜六》便是。”鲁迅是有资格这样讲的，因为他在北京的文学之路，毫无经济压力。他决不相信什么“穷愁著书”的话，薪俸发放时才坐下来写文章（《革命时代的文学》）。当时他在教育部的月薪是三百元，尽管会出现欠薪，但在八所学校授课每月也大约有三十多元收入，同时还在译书和创作，稿费时价一段时间是每千字一至二三元（《并非闲话三》）。按照《1918～1980年北京社会状况调查》的结果，20年代初一个四五口人的劳动家庭父母加两三个孩子，或老少三代每年伙食费132.4元，也即每月11元就可以维持了。当时一个标准家庭的贫困线定为每月收入10元（合今人民币350元）之下。而鲁迅每月可以拿出十多块钱用来买书，用鲁迅自己的话说，他是属于“中产智识阶层”。但即便是当时较为有钱的知识阶层，全家每月必须的生活费（伙食、房租、交通费）80元已经很宽裕了（合今人民币2800）[16] 。所以，鲁迅能够从容地干预社会生活，积极做各种文明批评，执著地去实现自己的文学理想，从而获得了那些以卖文为生的作家所不能够获得的社会声望。对于这样一位文化倡导者和捍卫者，他的身份不管从哪方面来看都是精英式的。这些极富责任感的社会角色，无不催促着鲁迅只能关注身边的沉重，他对北京的看法也不能不是一种审视。
3、鲁迅的现代消费图
以社会精英面目出现的鲁迅为我们留下了流水帐般记载很多琐碎日常消费行为的日记，这使我们得以观察他的另一面。北京时期鲁迅光顾最多的地方是以古老的琉璃厂书肆为代表的传统去处，不过，他也出入于新潮电影院、咖啡馆、公园、洋行、茶楼、西餐馆，在某种程度上，有很多除传统之外的西式休闲和娱乐方式。
老北京有名的大饭庄，有“长安十二春”，“八大楼”，“八大居”，其中的大陆春、宣南春、广和居、同和居、东兴楼、新丰楼、泰丰楼等地都曾经留下过鲁迅的足迹，最有名的是位于宣武门外菜市口北半截胡同的广和居，这个原名“隆盛居”的大饭庄，开业于咸丰年间。当年有不少来自南方的京官，成为这里的常客，他们在此宴请亲朋、议论时政，几乎将此当成了俱乐部。戊戌变法时期，谭嗣同、杨深秀等人就常来此聚会就餐。鲁迅日记中也经常有“夜饮于广和居”的记载，这是他和友朋交流思想的主要场所。另外，鲁迅还经常去升平园洗浴，青云阁理发，瑞蚨祥制衣，这些著名的条件较高的商业场所，并不是普通百姓所能消费的起的。当然，鲁迅是很平民化的，他喜爱民间耍货，经常到充斥着便宜实惠的老式东西的护国寺和白塔寺等古老庙会上闲逛。他还热衷于收集古钱拓片，常去小市流跶，甚至在连穷苦小贩都不出摊的恶劣天气里，也执意去看看，兴致之浓笔墨难以形容。鲁迅还常常与友人、亲人游览旧钟楼、什刹海、钓鱼台、陶然亭、雍和宫、西山碧云寺、农事试验场（即今北京动物园）、中央公园、北海公园等老北京的著名景观。中央公园是他最愿去的地方，尤其是“来今雨轩”茶座既可以会友闲谈，又可以啜茗宴饮，同时也可以读书写作。1926年7、8月间，在即将离京之际，鲁迅与齐寿山在中央公园合作完成了《小约翰》的翻译。离京南下前，他的老友及学生也大多在此为他饯别。
鲁迅日常消费中最频繁的是购书。北京为他营造了一个很好的“嗜书”环境，这里尤其要提到的是琉璃厂的文化街。来京之前，鲁迅就非常向往那里的文化氛围，在给许寿裳的信中经常提到。到京一周后，更是来不及洗去仆仆风尘即去浏览。平日里公余除抄书之外，一遇暇日便去那一带徜徉，或浏览古书，或访求碑帖，或搜集信笺，成为南纸店（清秘阁）和以卖酸梅汤和蜜饯闻名的信远斋的常客。在京14年，鲁迅到琉璃厂四百多次，是一生中漫步最多的地方。鲁迅所用之书款，绝大多数花在了琉璃厂，可以说是极大支持了这一旧书肆的生意。琉璃厂因鲁迅的墨缘而传下千古佳话，鲁迅也因这一所特殊民间学校的熏陶，而更加地通达博学，尤其是版本、目录、校勘之学，与日俱增。
鲁迅在北京最大的消费是买房。他于1919年卖掉绍兴家乡老屋，花了三千多元在西城八道湾买下一座“三进”的大院落。与周作人决裂后，他于1923年8月搬进砖塔胡同61号租住，三间正房月租金8元。女佣除了全包食宿以外月工资3元。1924年，鲁迅再次筹款八百余元买下阜城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一座幽静的小院，并于这一年的5月25日再次迁居。这个由他亲自设计改造的小四合院，有被称作“老虎尾巴”和“绿林书屋”的卧室兼工作室，这是鲁迅在北京最后居住过的地方。也就是说，鲁迅先后在京置业两次，他的生活称得上是小康水平。
正如前文所述，20世纪初年，一种源自外国使馆区的休闲和娱乐方式与古老传统共同构成了北京城市文化的中心部分。除了上述传统的“老字号”外，鲁迅也经常去很多西式购物和娱乐场所。例如，他去过日租界加藤洋行购买领结、革履；去前门临记洋行和东城的法国点心铺购买点心，与友人喝咖啡（文中记为加非）、食欧洲饼饵、薄荷糖、牛肉、面包等，偶尔也吸雪茄烟，用稿费买大批咖啡糖请青年学生们品尝。当西式饭店和中国人的生活还很有距离时，鲁迅有一段时间热衷于去西餐馆。据日记载，自1913年冬至1917年间，鲁迅与友人常到位于西单大街一个叫做益锠的西餐馆消费，后来干脆包饭。1917年4月1日周作人来京，鲁迅带他去很多自己常去的地方休闲，比如广和居饮酒、升平园洗浴、青云阁啜茗等，但第一个去的就是益锠。那是周作人来京后的第二天，鲁迅专门请假，带他去那里午餐，我们似乎能感受到大哥急于带弟弟共同体验一种移植到北京的新生活方式的兴奋。除益锠外，鲁迅还去过欧美同学会（餐厅）、撷英番菜馆、西车站食堂，与日本友人共饮于大陆饭店、石田料理店，德国饭店等高档西餐厅。其中，交通部承办的“西车站食堂”以经营德国大菜而享有盛名。1919年3月29日，鲁迅在这里与周作人、陈百年、刘叔雅、朱逷先、沈士远、沈尹默、刘半农、钱玄同、马幼渔等十位学者教授聚会，时距五四运动只有一个多月。尽管他们的谈话内容我们已经无法获得确切的历史资料，但可以想象那其中怎样弥漫着自由的思想空气，怎样浮动着前所未有的文化讯息。
当时的北京不但开了很多新式饭店，还有许多萃集华洋各物的新式商场。比如东安市场、劝业场、青云阁、首善第一楼等。鲁迅经常去劝工陈列部游逛，这是属于纯粹展览性质的新型百货商场。商品陈列在安全宜人的环境里，顾客可以自如地打量和比较，不用受到必须购买的压力，这表明零售业也开始现代化了。离京前两年，鲁迅还频频光顾电影院，1924年4月12日，他前往平安电影公司观看《萨罗美》；19日到开明戏园观看非洲探险影片；他还到真光、中天剧场观电影不下九次。开明影院座落在繁华的珠市口西大街路南，建于1922年，建筑外观是乳白色典雅的罗马式，能容纳八百余人；真光电影院位于东华门大街，是北大学生罗明佑为打破外国人的垄断，自任经理开办的，其经营远远超过外国人开办的平安电影公司，后来在此基础上扩建成真光电影剧场，成为北京第一座按当时国际流行式样建成的规模较大豪华型仿罗马式建筑的电影院，可容纳观众近千人，有包厢、大客厅、酒吧、茶室，还有衣帽间，女宾化妆室等服务设施，备有第一流的外国乐队。与中国一般戏园中往来叫卖茶点手巾等现象不同，真光电影剧场代理订购各种电影书报，用对号法编制座位，在当时是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现代化剧场[17]。1924年秋天，鲁迅先生支持的《语丝》创刊，参加编务的孙伏园、李小峰、章川岛三位作家，曾经携带刊物在真光剧场前发售。川岛在《忆鲁迅先生和“语丝”》一文中回忆：“伏园、小峰和我三人，曾于“语丝”头几期刚出版时，于星期日一早，从住处赶到真光电影院门前以及东安市场一带去兜售。三个人穿着西装……不声不响地手上托着一大叠‘语丝’，装着笑嘻嘻的脸，走近去请他或她买一份，……”。除了电影，鲁迅也经常观看戏剧。协和医科大学礼堂是20年代北京一座现代化建筑，外观传统，但内部设备全部是西式的，有录音、隔音、幕布和灯光等，可容纳四五百人，当时许多名人经常到此聚会。1922年12月26日，鲁迅前往观看了燕京女校学生演出的莎士比亚剧《无风浪起》；1924年5月8日，鲁迅又去观看新月社祝泰戈尔氏64岁生日，演出《契忒罗》剧本二幕。除以上新式文化活动外，鲁迅还到过山本照相店买ALBUM即相册，到德国医院（现在的北京医院）、法国医院、日本医院避难；到池田医院、山本医院、伊东牙医院就医……最令人惊叹的是，鲁迅还于1924年4月25日午后在月中桂购买上海竞马彩票一张！也许对于曾经到过日本留学的鲁迅来说，这些所谓的现代化内容都不是第一次接触，但当这一切出现在古老的北京的时候，它们就不能不从真正意义上刺激和改变着鲁迅的传统消费内容和习惯。
鲁迅有这样的消费经历并不意味着他热衷于物质享受，这和他朴素简朴的生活作风是不矛盾的，他有那样的娱乐经历，也并不意味着他会沉湎于此，恰恰相反，使他不能自拔的始终是购书，除了淘旧书就是买新书。他或到东交民巷书店浏览，或往日本的相摸书店和京都其中堂邮购，并且传寄明信片。当十月革命的新浪潮冲击全世界的旧营垒时，日文译者风起云涌，争相介绍，其设在北京东单的东亚公司即大量购阅欧洲文学书籍，尤其是苏联革命后的书，1924至1926年间鲁迅成为那里的常客。1920年4月17日，鲁迅开始因公整理堆放在午门楼上的德国商人俱乐部藏书，审阅其中的德俄文书籍，这是教育部接收的战利品，文学书居多，他翻译的《工人绥惠略夫》的底本即来自这批德文书。北京的使馆区使鲁迅这样的官吏兼作家能够分享这些精神产品，并在想象中分享世界文学，这使他更加感到自己代表这个国家和全世界连接着。如果说淘旧书主要是一种自发的整理传统文化的兴趣动机，那么鲁迅的创作则有意识地从这些西方著作中获取新思想的支持。
这就是上个世纪一二年代的旧京记忆。当鲁迅以一个操异乡口音的文化官吏游走在这个最大的中国式的文化乡村城市的时候，作为公共景观的她显得包罗万象却又杂乱无章。那个时期的中国，文人和商人都不能够摆脱官本位的控制，基本无法做到独立自主。而北京之成为城市也恰恰是由于作为行政和文化中心发展起来的。鲁迅在北京知识精英式的文化身份决定了他的消费行为成为一种文化漫游。琉璃厂书肆、厂甸庙会、小市、公园、广和居这些中式的“公共领域”，成为当时的文化人经常聚集的所在，他们在那里营造着宽松的言说空间，将其演变成现代思想交流的平台。与此相比，那些西式休闲恐怕只是一种浅尝辄止的消费活动而已。与上海作家把西式的公共空间据为己有，营建着中国现代性的文化想象背景不同，鲁迅执著于对古老中国的文明批评，在解构中更加自觉地摸索所要的现代性。
北京对于鲁迅来说，是一个活动场所，一个创作地点，更是一个内蕴丰厚的文化符号和具有无限审美意味的想象空间。当我们从他生活的北京城走出，走进他玄妙的文本世界之后，却发现这里的北京呈现一片暗赭色。它，没有花，没有诗；没有光，没有热，甚至消逝了春和秋，是寂寞荒凉的古战场，黄埃漫天的大沙漠……
鲁迅聚焦的北京自然景象，一年四季是欠缺的，他曾在《鸭的喜剧》中借爱罗先珂之口，说生活在北京是“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似的寂寞呀！”这里竟然“仿佛没有春和秋……冬末和夏初衔接起来，夏才去，冬又开始了。”本该五彩斑斓的四季更替的背景如此单一，而本来就短暂的秋，它夜晚的天空又是奇怪而高的(《秋夜》)；冬天，更如同“蜻蜓落在恶作剧的坏孩子的手里一般，被系着细线，尽情玩弄，虐待，虽然幸而没有送掉性命，结果也还是躺在地上，只争着一个迟早之间。”（《伤逝》）冬天的雪“在纷飞之后，却永远如粉，如沙，他们决不粘连，撒在屋上，地上，枯草上……”。在无边的旷野上，凛冽的天宇下，闪闪地旋转升腾着的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雪》〕。沙漠对于鲁迅不仅仅是意象，更是关注的环境现实。他在为周建人辑译的《进化和退化》一书的小引中谈到北京南苑民众因砍树维护生活而被捕，指出改造自然，必须首先改造社会。“沙漠之逐渐南徙，营养之已难支持，都是中国人极重要，极切身的问题，倘不解决，所得的将是一个灭亡的结局。”这样的话讲在75年前，联系当下北京环境的沙尘暴现象，鲁迅的眼光不能不说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
面对这样一个毫无生机的所在，我们不禁要问，是一群什么样的人生存在这被沙漠笼罩的城市？又相互构成着何样的人文景观？不出所料，我们陷入了黯淡森然的街道、衙门、胡同、民居的阴影里，头上那有着三四个乌鸦窠的古槐中会突然发出“哇”的一声鸦鸣，让你毛骨悚然（《弟兄》）；街头民众兴奋异常地伸长脖子，像鸭一样地围在一起以观看他人的痛苦为乐。小贩吆喝声充满疲惫的倦意，没有一丝情调，卖酸梅汤者铜盏相击出来的金属音间作，更是懒懒的，成为僵死的都市生活里单调的点缀〔《示众》〕。这里的知识分子是北京首善学校讲堂上软弱灰暗的“差不多”先生，他对于新旧事物一律虚伪以待、敷衍了事，把买彩票视为无教育的粗俗行为〔《端午节》〕。这里追求个性解放的青年男女，被残酷地封闭在觉醒后比不觉醒更压抑的社会环境中。子君和涓生在吉兆胡同里自由组成的新家，竟然成了那个无法在沉睡中无知觉地死去，必须在醒着的绝望里窒息而亡的铁屋子。子君的生命就这样被黑暗无情地吞噬掉了，而现代性对于涓生来说还是一个遥远的幻梦，那是他在通俗图书馆瞥见的一闪光明，“广厦高楼，战场，摩托车，洋场，公馆，晴明的闹市，黑暗的夜……”（《伤逝》）。当然，鲁迅更关注下层民众，常常落笔于人力车夫，检煤渣老婆子等弱势群体身受的酸辛。《一件小事》中的“我”，从乡下跑到北京已经六年了，身上也日渐沾染上帝都与生俱来的官气，开始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然而，那个主动将自己交给巡警的人力车夫，给他的心灵以极大的震撼，他开始质疑自己存在的价值，包括那毫无来由的施舍心。鲁迅自己曾说，这其实不是平民文学，平民并没有开口，是另外的人从旁看见平民的生活（《革命时代的文学》）。很显然，启蒙思想以意识形态素的形式潜沉在鲁迅的小说文本中，表现为贯穿他整个北京时期的创作观。他的小说大部分是以鲁镇为中心的城镇世界，那是中国农村社会的缩影。发生在北京背景下的故事虽不多，但取材也多是病态社会中不幸的人们，环境框架由乡土变成了城市，但笔下探讨的仍是国民文化心态。鲁迅让那些无聊的政府职员、平庸的市民、软弱的知识分子缓慢地走过我们熟悉的胡同、茶馆、饭店、衙门、庙会、图书馆等旧北京所特有的公共场所，赋予他们麻木健忘、自欺欺人、孤独空虚的精神气质，并涂抹上苍白灰暗的色调，以此解构着这个古老的城市压抑沉闷的文化。
当我们远离鲁迅小说中阴森寂然的环境，走进他杂文世界的人海闹市中，试图去体验些许温情时，眼前的景象却更加地光怪陆离起来。触目皆是羊肉铺，雪白的胡羊群满街走，普通的山羊反而颇名贵〔《一点比喻》〕，令人惊心动魄的是羊肉铺前汹涌着的纷纷张着嘴看剥羊的人群（《娜拉走后怎样》）；那么多的饭店和饭局，“似乎都在食蛤蜊，谈风月，……”〔《送灶日漫笔》〕；食文化非常芜杂，乡下人也不愿意吃的灰茭在北京却用在大酒席上。在南方买时论两，用在阔气的火锅中的卷心白菜在这里却论斤论车地卖〔《马上日记之二》〕；新年庙会上的年画都是些新制的关公之类象征忠孝节义的美德图。家居时偶尔小憩一下，市声入耳，却是行人走着唱的戏文，余音袅袅，“咿，咿，咿！”；去前门外买药，不料被怀疑买的是戒烟药水（《马上支日记》）；衙门里的规矩层层叠叠，用钱票换现钱，还要领签、排班、等候、受气，军警督压着，手里还有国粹的皮鞭（《记“发薪”》）；以大学为代表的文明也是修补了又破坏，破坏了又修补，成为疲乏伤残可怜的东西（《记谈话》）。“大内档案”不但被外行遭完，又被内行偷完，公共的东西根本无法保存（《论“大内档案”》）；照相馆里悬挂的照片，人阔则其像放大，下野则其像不见（《论照相之类》）；国人自编的《北京指南》还不如日本人做的《北京》精确（《忽然想到十一·华盖集》）；宫殿的房子都是一个刻板的格式，无聊极了（《关于知识阶级》）。最精彩的要数那由气势汹汹的军警、衣履破碎的卖报童子军、神秘的散发小广告者……各色人等组成的乱世街区图：
“走到丰盛胡同中段，被军警驱入一条小胡同中。少顷，看见大路上黄尘滚滚，一辆摩托车驰过；少顷，又是一辆；少顷，又是一辆；又是一辆；又是一辆……。
溜到西单牌楼大街，也是满街五色国旗，军警林立。一群破衣孩子，各各拿着一把小纸片，叫道：欢迎吴玉帅号外呀！
走进宣武门城洞下，又是一个破衣孩子拿着一把小纸片，但却默默地将一张塞给我，接来一看，是石印的李国恒先生的传单，内中大意，是说他的多年痔疮，已蒙一个国手叫作什么先生的医好了。”〔《马上日记》〕
这与其说是热闹，倒不如说是一种秩序的混乱，其实是没有半点生机和活力的。生存于这种混乱秩序中的人们不能不时刻紧张着，北京的夏季某段时间以来成为有枪阶级的打架季节，也是青年们的魂灵的断头台，首都也愈而成为尸骸。秋季青年聚拢回来，在未曾领略过的首善之区的使人健忘的空气中，开始他们新的生活。（《忽然想到十一·华盖集》）飞机不断地掷下炸弹，“像学校的上课似的”，震天价响的大炮和刺杀声，表明着这个城市的“生命力”。“也许有人死伤了罢，然而天下却似乎更显得太平。窗外的白杨的嫩叶，在日光下发乌金光；榆叶梅也比昨日开得更烂漫。”〔《一觉》〕院中植物的葳蕤与院外生命的死亡，看似平淡地对立着，而喧闹包围下那不正常的寂静，却衬托出生活于此的人们正在半死半生中卑怯地苟活：
“中国人虽然想了各种苟活的理想乡，可惜终于没有实现。但我却替他们发见了，你们大概知道的罢，就是北京的第一监狱。这监狱在宣武门外的空地里，不怕邻家的火灾；每日两餐，不虑冻馁；起居有定，不会伤生；构造坚固，不会倒塌；禁卒管着，不会再犯罪；强盗是决不会来抢的。住在里面，何等安全，真真是‘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了。但阙少的就有一件事：自由。”〔《北京通信》〕
实际上，据史实记载，民国初期的司法部下属法院系统享有公正的声誉，法典编纂和监狱管理也有了进步，内务部属下的北京现代警察部队保持了很高的专业标准，以致1928年的北京被描绘成“世界上拥有最好警察的城市之一。”[18]然而，鲁迅却以他独特的文化视角揭示出这冷酷环境中人的生存状态：活着而失去自由，拥有自由却不一定能够活着。自由和生存在这里只能尖锐地对立。第一监狱作为国家制度现代化的标志之一，成了规训城市居民的空间。一定意义上讲，北京城在鲁迅眼里就是这一监狱的延伸，暗示着封闭文化对人性和生命活力的扼杀。同样，北京的刑场其实是讲文明的，连鲁迅都说“犯人未到刑场，刑吏就从后脑一枪，结果了性命，本人还来不及知道已经死了呢。所以北京究竟是‘首善之区’，便是死刑，也比外省的好得远。”[19]然而，言语中透出来的讽刺意味，已经暗示了鲁迅真正关注的是文明烂熟的社会里，怎样忽然现出茹毛饮血的蛮风来。那铡刀处死犯人的新闻，一经放大，蓦得让我们产生了彻骨的冰冷感，仿佛回到了11世纪的包龙图时代。于是，那些客观的现代性指标在脑中消失了，只剩下对文明比野蛮更加野蛮的深刻领悟，而且更自觉地参透出是“吃人”的方式伪饰地更加文明，这就是鲁迅对北京制冷式的审美处理。
因此，在这样冷酷的环境里苟活的人们其要求是很卑微的，他们也一向很沈静――“什么传单撒下来都可以，但心里也有一个主意，是给他们回复老样子，或至少维持现状。”[20]即便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不得已做些革新，也是相当表面化的，甚至仅仅是玩玩文字游戏：
“我还记得民国初年到北京时，邮局门口的匾额是写着‘邮政局’的，后来外人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叫声高起来，不知道是偶然还是什么，不几天，都一律改为‘邮务局’了。外国人管理的一点邮‘务’，实在和内‘政’不相干，这一出戏就一直唱到现在。”（《马上支日记》）
还有，鲁迅这样理解北京的胡同——
“在北京常看见各样好地名：辟才胡同，乃兹府，丞相胡同，协资庙，高义伯胡同，贵人关。但探起底细来，据说原是劈柴胡同，奶子府，绳匠胡同，蝎子庙，狗尾巴胡同，鬼门关。字面虽然改了，涵义还依旧。这很使我失望；否则，我将鼓吹改奴隶二字为‘弩理’，或是‘努礼’，使大家可以永远放心打盹儿，不必再愁什么了。但好在似乎也并没有什么人愁着，爆竹毕毕剥剥地都祀过财神了。”〔《咬文嚼字》〕
这种自我欺瞒力是何等惊人，却又是实实在在的现实，所以，鲁迅痛恨中国“瞒”和“骗”的文艺，完全是从其对国民心理的负面影响入手的。胡同和邮局名称的变化无疑证明着改革变成了单纯的适应和纯粹的另一种面目的停滞，这一切渗透到北京人的日常行为中，使他们浑然不觉自我的不思进取和开拓精神的匮乏，甚至是在用自己的双手为自己建造“活埋庵”：
“我现在住在一条小胡同里，这里有所谓土车者，每月收几吊钱，将煤灰之类搬出去。搬出去怎么办呢？就堆在街道上，这街就每日增高。有几所老房子，只有一半露出在街上的，就正在豫告着别的房屋的将来。我不知道什么缘故，见了这些人家，就像看见了中国人的历史。”〔《通讯》〕
这就是鲁迅笔下的北京城和北京人，他为我们精心描画的不能不说是一个即将消逝的封建时代的社会图景。然而，即使是这样一个看似没有生机的苟活乡，却以它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一代又一代人。
“虽说北京像一片大沙漠，青年们却还向这里跑；老年们也不大走，即或有到别处去走一趟的，不久就转回来了，仿佛倒是北京还很有什么可以留恋。北京就是一天一天地百物昂贵起来……借了安特来夫的话来说，是‘没有花，没有诗’，就只有百物昂贵。活在沙漠似的北京城里，枯燥当然是枯燥的，但偶然看看世态，除了百物昂贵之外，究竟还是五花八门，创造艺术的也有，制造流言的也有，肉麻的也有，有趣的也有……这大概就是北京之所以为北京的缘故，也就是人们总还是奔凑聚集的缘故。可惜的是只有一些小玩意……”〔《有趣的消息》〕
据史料载，北京由1912年的725235人增加到1921年的863209人。人口的骤增，反映着农村社会正受到新的发展中心的吸引。难以在农村安身的贫苦农民拼命挤到都市寻找受雇的机会。很多人充当苦力或人力车夫。这比起停滞的封建经济来讲，自然是现代性的骚动。作为封建中央政权所在地的北京，原来就集中了全国最大量的寄生者――贵族、官僚、地主、书吏、太监、旗丁等等，近代时期又新增添了军阀、政客、议员和外国侵略者。所有这些剥削者，寄生者在北京的挥霍，使北京的消费性商业大为活跃。表面的繁荣衬托了城乡劳动人民所受榨取的深重，也使北京作为消费城市这一性质更加显著[21]。因此，在鲁迅眼里，这个又古又新，又中又西，又土又洋的帝都有一种强烈吸引人欲望的魔力，权力、金钱、梦想、投机、……无不诱惑着人们想置身于混乱中为争取做一个好奴隶而碰运气，即使碰得头破血流。而种种世态的芜杂，正是以北京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闭塞保守和对外来文化的异化所造成的，这太迫切需要自省和改造了。因此，鲁迅对北京世态的铺陈不可避免地成为文化批判的手段，其间深深蕴含着他时刻不忘思考的国民性批判的主题。
鲁迅对中国文化传统爱犹有恨的复杂情感，就这样始终在北京的意象中缠绕着。他的文学北京不能不成为一个巨大的古董。这位启蒙家以犀利的目光注视着这片文化废墟，这完全是一个批判者的凝视。在他独具的慧眼中，大家引以为豪的某些国粹完全变了色。比如长城，使他感到窒息和封闭，“旧有的古砖和补添的新砖。两种东西联为一气造成了城壁，将人们包围。”生活在这样闭塞环境中的国民，骨子里难免有“听天由命”和“中庸”的惰性。它的安全感也仅仅在心理上保卫着那些复合的上层阶级：地主、士绅、士大夫、官吏、商人、军阀、帮闲……还有京剧，让他感到精神上的隔膜，尤其是梅兰芳的京剧在他眼里更只是“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这似男非男、似女非女的艺术真成了“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的艺术”〔《最艺术的国家》〕。其实，鲁迅并没有为了反对京剧而反对京剧，换了角度在审美距离中远远地欣赏，鲁迅也是很沉迷于其风致的。他对于儿时野外社戏的回忆，就充满无限深情的留恋。这说明，鲁迅非常重视艺术的野性生命力，在他看来，梅兰芳现象就是士大夫夺取民间东西的悲剧。北京之崇拜名伶的传统便是艺术家被士大夫据为己有，罩进玻璃罩的结果。还有，中国的饮食文化竟然使鲁迅联想到了人肉的盛宴――中国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席的厨房，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就是由古圣先贤将子女玉帛奉献于征服者面前的大宴！这种比喻真是空前绝后的惊悚，但又让你觉得一针见血、畅快淋漓。
鲁迅对北京文化的独特理解，最精辟的还是到上海之后，南方因官本位意识的相对淡薄而略显人性的自由，在松散文化的衬托比较下，京派文化的霸气、奴性和守旧更加凸现出来。在《“京派”与“海派”》的杂文里，他对北京与上海文化进行了对比总结：
“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沿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京派”与“海派”》〕
尽管表现形式不同，但南北文化作为中华文明大系统下的不同分支，其文化土壤是同质的，因而，在此之上孕育出来的国民性都是不那么让人乐观的：
“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也愚，机灵之弊也狡，所以某先生曾经指出缺点道：北方人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人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就有闲阶级而言，我以为大体是的确的。”〔《北人与南人》〕
行文至此，我们面前的北京早已分明现出自然景象和人之心灵的双重荒漠化，对此，鲁迅会深深地被画家司徒乔笔下人与自然苦斗而成的北方景物所打动，就不足为奇了。因为这正印合了他深蕴内心的关于北京的审美期待。
“我知道司徒乔君的姓名还在四五年前，那时是在北京，知道他不管功课，不寻导师，以他自己的力，终日在画古庙，土山，破屋，穷人，乞丐……这些自然应该最会打动南来的游子的心。在黄埃漫天的人间，一切都成土色，人于是和天然争斗，深红和绀碧的栋宇，白石的栏干，金的佛像，肥厚的棉袄，紫糖色脸，深而多的脸上的皱纹……。凡这些，都在表示人们对于天然并不降服，还在争斗。北方的景物――人们和天然苦斗而成的景物――又加以争斗，他有时将他自己所固有的明丽，照破黄埃。”〔《看司徒乔君的画》〕
鲁迅是爱看黄埃的，他由此欣赏抱着明丽之心的作者“怎样为人和天然的苦斗的古战场所惊，而自己也参加了战斗。”这种潜藏在沉重下面的斗争力量，鼓励鲁迅引导青年去背着历史竭力拂去黄埃的中国彩色，而不是消沉于老北京的惰性里面，因此，在这比沙漠更可怕的人世间，有歌者唱出了他的反抗之歌。“沙漠在这里。然而他们舞蹈了，歌唱了，美妙而且诚实的。而且勇猛的。流动而且歌吟的云……”〔《为“俄国歌剧团”》〕站在“北京”的沙漠上，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那若有花纹的凝血，收获灵魂的荒凉和粗糙，甚至热爱这些辗转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这就是被称为斗士的鲁迅。
实际上，无论是作为生存个体的鲁迅，还是社会精英的鲁迅；无论是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还是作为现代性开始萌芽的都市北京，二者都始终无法做到融合无间。这种彼此之间的不完全归属不是没有原因的。“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 [22]这种对边缘文化身份的确认，又何尝不适用于鲁迅自己呢？作为一个游子，或者说是一个文化游走者，鲁迅笔下的故乡往往在以北京为原点的文化坐标系里出现，它们的跳跃或延伸，都是以北京为中心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那些题材与笔致更多地钟情于“国民性”批判，实际上就是从另一个角度的以北京为符号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鲁迅不能没有北京，因为他迷恋北京的文化底蕴；而同时，他又被这个不适合他居住的政治中心边缘化。因此，他与人群是有距离的。在他疏离的注视下，“北京”已不可能仅作为自然状态的背景而存在，这个具体地点在艺术再现中成为一个充满意义的隐喻，一个被寓言化了的城市。当鲁迅以一个旁观者的眼光打量北京时，他是冷观的，当他以心灵的眼睛来解剖北京时，他却有着强烈的主体性。他从不追求以语言为指征的北京趣味之表面化，而是执著于自己一贯的犀利、简练和白描。因而，到鲁迅文本中去寻找原汁的京味儿地域文化是会徒劳而归的。在这里，北京人往往成为中国人的所指，老北京人则是传统中国人格的化身，他用深厚的传统文学功底来刻画和批判北京所代表的传统文化流弊，这本身就是一种再深刻不过的自我觉醒，和由这觉醒而导致的赎罪式的文化反抗。
三、 走在文化理论――探讨文本内外之间的张力
鲁迅在北京精英式的文化身份决定了他文学北京的启蒙总基调。不难发现，他的社会形象和个人内心两方面始终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差异和矛盾。如果说他在为社会的这条思想路线上执著于启蒙式的呐喊，在他内心深处，乃至个人的艺术爱好上，似乎并不见得那么积极入世，甚至时常沉浸在故纸堆里，做一些看似与时代浪潮相距千里的工作，比如抄校古碑，整理古籍等等，他在这方面的鉴赏造诣和对北京刻骨铭心的文化眷恋，从日记、书信的字里行间不时流露出来。鲁迅一向十分喜爱琉璃厂各式笺谱，到上海定居后两次回北平探亲都到琉璃厂购买。离开后更是经常托友人搜集佳制。后来终于与郑振铎合作出版了《北平笺谱》和《十竹斋笺谱》。他在1933年10月致郑振铎的信中说：
“上海笺曾自搜数十种，皆不及北平；杭州广州，则曾托友人搜过一通，亦不及北平，且劣于上海，有许多则即上海笺也，可笑，但此或因为搜集者为外行所致，亦未可定。总之，除上海外，而冀其能俨然成集，盖难矣。北平私人所用信笺，当有佳制，倘能亦作一集，甚所望也。”
鲁迅追恋着北京的人文环境，生动证实着这个城市所拥有的文化力量。北京带给他的对生存的独有体验，使他在离开后的日日夜夜，乃至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都始终挥之不去对这一精神宿地的深深怀恋。晚年定居上海后，他还时常心起移居的念头。在1932 年11月致许广平的信中，他说：“现在这里的天气不冷，无需外套，真奇。旧友对我，殊不似上海之以利害为目的，故倘我们移居这里，比上海可以较有趣的。”他甚至直抒胸臆，对友人深情地倾诉：“中国乡村和小城市，现在恐无可去之处，我还是喜欢北京，单是那一个图书馆，就可以给我许多便利。但这也只是一个梦想……”[23]这些风物追怀，可看作是鲁迅在北京时期被自然和人文风沙磨砺得粗糙而坚硬的心灵中最柔软的一部分，不难体察作为作家和学者的他对于这一特定文化环境的深深依赖。然而，正是由于北京的文化力量与政治力量密不可分，才会有鲁迅的不得不离开和去意徘徊。从这一点来说，鲁迅对北京的迷恋甚至是绝望的。如果说中国知识分子对北京的不能忘怀，便是对农业文明的难以超越，这种说法太绝对，那么，鲁迅到上海后对北京充满深情的巡礼，就难道没有一点儿对前现代生活方式的反顾吗？无论如何，北京在他的生命中远去了，当它终于在记忆的距离中被温馨化了的时候，那些深藏不露的情感才战胜了最初的社会理想毫无顾忌地流淌出来。也许，在某种程度上，鲁迅的文学北京仅仅提供了一种表达性的外表，它从另一种程度上保护了个体免于在公共场合暴露一己之趣味。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北京在个人生活中的逐渐退场，鲁迅对传统的私人爱好也似乎终于在反传统的启蒙话语中合法化了。
与此同理，鲁迅的现代消费图吸引我们留心那些都会生活中凡常体验的肌质。一方面，鲁迅的生活方式主调是传统的，另一方面，他对异域物质文明也乐于接受和有条件接受。北京时期的鲁迅具备对各种文化样态进行审视的资格。客寓身份也使他有一种旁观的冷静，无意中他在创作时把那些对北京的热爱成分剔除了，专心致志地进行着“五四”式的文化批判。或者说，他在北京是按照一种传统的生活方式按部就班地生活着，这并不影响他在文学文本中对这种传统产生叛逆；他也被西式生活方式吸引着，这也并不能促使他到文学文本中去努力表现别样的城市生机，也就是说，西式消费对他来说仅仅是一种消费行为，丝毫不能促使他产生蓬勃的城市想像，也远不像进行的传统文化活动那样能给他带来全身心投入的激情，甚至还会成为进行文化批判的底衬。生活中的城市经验在他的文学文本中成为忽视的盲点，更多情况下，他是在被西方社会思潮蛊惑着，远远走在精神现代性的前面，对那些物的现代性萌芽鲜有叙述。一句话，北京时期的鲁迅是多元的，而他文学北京的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启蒙意义上的文化批判。
更进一步来看，作为琉璃厂旧书肆最忠实的消费者，鲁迅建构和维系了某种传统意象，而作为新文化的生产者，他恰恰在新式期刊中建构了与传统相对立的意象。这种角色分裂使他无法做到现代观照的对象化。因为现代性不仅是一种叙述，更是一种体验，是对物质和想象的在场意义深远地标示，而不是一种纯文学经典的预告。很难断定究竟是鲁迅创作的启蒙文学产生了那些新文化现象，还是有这种需求的读者反过来生产了新文化，确切的情况是，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一种新的现代民族国家文化兴起了。这既不仅仅是某种主导意识形态的产物，或是对文化表述实施控制的结果，也不是一种纯粹的抵抗行为，它是多种观念体系，多种自我形象互相建构的关系。很显然，鲁迅是在受西方思潮影响下来审视北京的，而在当时的北京，都市居民早已开始有了自发的现代性追求，文化体制和过程在发生着潜变，文化市场和作为文化消费的市民读者阶层已经形成。早在1917年“文学革命”之前至少二十年，都市文学刊物――“民众文学”的一种半现代化的形式――已经为日后从事新文学运动的鲁迅建立起市场和读者群。这些杂志的编辑和作者疯狂撰写文章，大笔赚取稿酬。他们的作品所获得的商业成功终于证明文学可以成为一种独立的、能够赚钱谋生的职业。然而，这一职业的社会声望却是后来居上的“五四”一代人士赋予的，甚至是以牺牲掉它的部分独立性来获取的[24]。《小说月报》的改版和内容的更新就是明证。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与商业运作的鸳鸯蝴蝶派进行斗争抢夺地盘的结果。鸳鸯蝴蝶派的重镇由大名鼎鼎的商务印书馆接替出版，茅盾于1921年担任主编后，把它变成新文学的一个主要的机关刊物。无疑，文学革命的胜利使文学在这之前成为独立职业的同时又使它成为光荣神圣的职业，被赋予了新的社会尊严和自我尊严。实际上，文学的这种社会声望是只有在北京才能获得也必须获得的政治文化资本。从这个意义上讲，因《新青年》等著名杂志迅速在北京文坛成名的鲁迅，其积累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是同源的，即便这种积累是无意识的。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鲁迅曾回望了自己的启蒙之路，就是想利用小说的力量，来改良人生和社会，做不出的时候，决不硬做，“这是因为我那时别有收入，不靠卖文为活的缘故。”只有不靠卖文为活，才有精力钟情于政治文化批评，制造社会影响，也只有不靠卖文为活，才会在理想化的自足世界里越走越远。并且“当我留心文学的时候，情形和现在很不同。”至于不同在什么地方呢？不光是政治环境，无疑也有商业氛围。商业元素还不能够过多吸引北京时期鲁迅的注意力，到上海接触了更多的物质现代性刺激后，他的“现代性”才不得不发生了变化。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鲁迅的文学北京绝不像个人爱好那样地平和静谧。审美文本中的文化批判和现实生活中的无限依赖，二者之间不得不构成戏剧性的张力，形成鲁迅个人表达与社会表达的龃龉，和两个自我形象的相互撞击。他的冷眼介入，一方面是他的姿态，另一方面也是他的抗议。当我们深入探究鲁迅作品世界里面所反映和创造出来的北京的真实模式时，我们面对的是正在做出选择的真实性质。换言之，鲁迅将启蒙式的精英思想注入了这个城市，他的文学北京便只能成为一个等待批判的前现代乡村城市，而不可能是最接近历史客观的北京城。在鲁迅那里，如何通过文学载体直接地或审美地传达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成为他创作中时刻要考虑的问题。于是，中华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化整体，一个似乎永远也不会出现现代多样性苗头的封闭空间。因此，关于这片想象之地的中华民国版本，就不能不倾向于过度表达它看似令人无法忍受的一面：保守、闭塞、压抑、沉闷。很显然，这些已被习惯性地当作了现代性的对立面。
实际上，即便是最严密的社会学网络也不可能给我们提供一个纯正的北京标本，如同它不能提供一种文化或精神的标本一样。鲁迅把对民国时期北京的感知，结合成一种思想和文化方式的感知，使人强烈感受到中国所特有的生存模式。而鲁迅式的对现代性的悖论反映，在他离开北京的火车上，忽然增添了新的内容――“在这车上，才遇见满口英语的学生，才听到‘无线电’、‘海底电’这类话。……”[25]也就是说，一个备受批判的“前现代”国度似乎已经留在了车的那一端，另一个日渐以西化物质符号为表征的所谓真正现代都市文化的典范――上海，正慢慢揭开她的神秘面纱，尽管她的亮相经过了厦门和广州两座城市的短暂铺垫。如果说鲁迅在北京倡导的是一种精神上的现代性，那么到了上海，他不得不怀着一种更加复杂而又新奇的心情感受到西方物质现代性摧枯拉朽的力量，身陷其中地体验到国人怎样更容易接纳物质的大量入侵。这完全超出了北京时期启蒙思想的预见，而正是北京使他获得的那些声名，在上海迅速转化为商业利润。回望商业因素使文学独立的最初脚步，在为争取社会声望而被启蒙扭转了部分性质后，在西方物质文明更大量的刺激下又重新回归到商业。这仅仅是一种偶然吗？巧合的是，鲁迅的文学上海，很多反西方现代化的倾向，而恰恰是这种现代性给生活在上海的鲁迅带来了只有进入现代才会拥有的商业利润，这和北京时期关于传统的悖论恰恰是一致的，尽管内容不同，犀利的批判锋芒依旧，这是鲁迅所特有的。
总之，批判意识的过分张扬，妨碍了鲁迅把握都会在建构中国新文化中的作用。他的城市经验远远淹没在乡土经验之中，不能为我们贡献一个完整的北京意象。很显然，现代物质文化同样深刻地影响着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作为一个过程，现代化不会只停留在思想层面，在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假如不能融入其间，所谓的现代性就是空中楼阁。因而，鲁迅北京时期徘徊于文本内外的现代性，决不仅仅是一种思想史的表现，它与那个徘徊于现代都市形象之间的古城风貌始终是相辅相成的。
注释：
[1][3][4][18]参见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一部），第169页，第811页，第281页，第28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21]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史》编写组：《北京史》，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第345页，346页。
[5]许广平：《许广平文集》（第二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65页。
[6]鲁迅：《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
[7]鲁迅：《270817致章廷谦》
[8]鲁迅：《三闲集·我和<语丝>的始终》
[9]鲁迅：《华盖集·题记》
[10]鲁迅：《两地书十七》
[11]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莽原>出版预告》
[12]刘运峰编：《鲁迅佚文集》（上），群言出版社，2001年版，第373页。
[13]鲁迅：《270925致李霁野》
[14][22]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15]鲁迅：《两地书六二》
[16]陈明远:《二十年代北京的生活水平》，老北京网www.oldbeijing.net
[17]刘丽华、郑智：《寻找伟人的足迹――鲁迅在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6页。
[19]鲁迅：《华盖集续编·<阿Q正传>的成因》
[20]鲁迅：《331002致姚克》
[23]鲁迅：《341218致杨霁云》
[24]参见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81页。
[25]鲁迅：《华盖集续编·上海通信》
0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