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阳
中国是著名的世界文明古国，五千年悠久深远的文明历史和连绵不绝的传统文化，使她对人类文明社会的发展过程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中国是人文历史资源蕴藏极为丰富的文化大国，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和层出不穷的考古发现，使她在世界文化遗产宝库中占据着令人仰视的地位。
人类要想全面地、准确地了解和认识自己的古代历史，除了应当具备正确的历史观之外，就是需要拥有可信的史料。史料的构成主要包括两种，即文字资料和实物资料。前者的获得主要靠传世，后者的获得多半是通过考古发掘。众所周知，文字资料的主观因素较多，传达的信息难免不够客观，因此利用考古学手段获取的当时第一手实物资料的可信度就大得多了。它不但可以弥补和纠正文字资料中传递给后人的历史性错误，从而较全面和准确地复原古代社会的原貌，而且在早期人类历史时空段上，还可以独立地回答文字资料所无法回答的历史问题，直观地揭示出历史的真相和发展规律。譬如，中华民族的祖先是何时何地诞生的？中华文明是何时何地形成的？像这样史前时期重大历史问题的讨论目前正在中国考古学界深入地展开。
从考古发现得知，自百万年前始，中华广袤无垠的大地上就有人类繁衍生息。从他们的遗骸上，不仅可以找到人类体质进化的各个环节，还发现了与蒙古人种一脉相承的某些体质特征。从他们的遗物中，不仅看到了整个石器时代石器制作工艺的传承，还知道后世精湛绝伦的琢玉技术也是从那个遥远的年代继承而来。这一切证明了中华大地的远古居民就是中华民族的祖先。
时光的指针倒转到了大约一万年前，还是在这块大地上，原始农业发明了，这是食物生产的革命，或称为“农业革命”。与此同时，家畜出现了，定居的村落出现了，手工业部门出现了，由社会分工而发生交换，进而发生社会分化，“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使我们的祖先朝着文明社会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当历史即将迈过五千年这道门槛时，随着社会的剧烈动荡，一种根植于氏族、部落，又凌驾其上的更高一级社会组织应运而生，雏形国家诞生了。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最高概括。她标志着中华大地上已经显露出文明的曙光。
过去人们常称黄河为母亲河，认为她是中华文明的摇篮。然而考古发现证明，己知的中华文明的第一道曙光首先出现在西辽河流域，以红山文化的石祭坛、女神庙、积石冢为标志。与之交相辉映的有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土冢金字塔”和大量的玉礼器。当时中原地区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并非走在最前列。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原地区能够容纳周边地区“满天星斗”的文明因素，形成八方文化辐凑中原的态势，使这一地区成为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起到最重要作用的一个大熔炉。以致自距今四千年前始，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央王朝：夏、商、周相继建立，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明。在古代先民筚路蓝缕、不断开拓进取的基础上，不同地域文化的交流融合推动着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文化组合和重组。百川终归大海。这是多元一体中华文明形成的基本途径，也是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康庄大道。
这就是通过中国考古学研究，对上述重大历史问题所做出的历史性结论。
中国考古学是世界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她经历了同世界考古学大致相似的发展阶段，即从以研究古代遗物为主的古器物学发展为以田野考古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再发展到以全面复原古代人类社会历史为目标的现代考古学。
中国的古器物学出现得很早，大约在一千年以前的北宋王朝便己初具规模了，这便是后人所称的金石学。金石学研究的古物虽然种类繁多，但以有铭文的商周青铜器和秦汉以来的石刻为主，藉以考订史实或补充文献记载之不足。
一般认为，中国的近代考古学是从1921年河南渑池县仰韶村遗址等处的发掘才开始的。比欧洲整整晚了半个世纪以上。当初的地质调查所不仅负责调查和发掘了仰韶村等一大批新石器时代遗址，并且从1927年起组织了对北京周口店洞穴等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发现了十分丰富的北京猿人化石、一大批石器和动物化石，还有长期用火的痕迹等，成为当时世界旧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中的一件大事。
1928年，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了以李济为首的考古组，随即组织了对河南安阳市北部殷墟的发掘，前后持续十年之久。其规模之大和收获之丰，在世界考古史上也不多见。这次发掘发现了商代晚期的都城和完整的王陵区，获得了大量的实物资料和甲骨刻辞等文字资料，把中国古代历史研究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与此同时还调查和发掘了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确立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殷商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这不仅为中原地区的考古年代奠定了初步基础，也为殷商文化的来源找到了一个重要线索。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些工作锻炼成长起来了一代考古学家，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田野考古方法和管理制度，对中国考古学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考古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步入了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中国境内早期人类及其文化演进历程的探讨，获得重要成果。据不完全统计，已发现古人类化石地点六十余处，不同时期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和地点近千处，石制品十万件以上。这些人类化石地点和旧石器时代遗址遍布中国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直至西藏等边陲地区。
史前考古学文化类型与编年的建立，为中华文明起源和国家形成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大约有七八千处，正式发掘的也在几百处以上。经过科学整理和采用C14等方法测定年代的这些发掘资料，使各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都有了比较确切的年代框架，从而建立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序列，为认识中国史前文化的多元谱系结构和研究不同史前文化相互关系及其发展，进而探讨中国文明起源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考古学的实践和苏秉琦先生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的提出，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深入。大量考古学研究的成果充分说明，中国古代文化和古代文明的产生，主要是中国本土历史与文化自身发生发展的结果，是在中华大地上孕育发展起来的。
结合古代历史文献记载，研究夏、商、周三代历史文化，是中国考古学重大学术课题之一。五十年代初，在河南郑州发现了郑州商城和二里冈商代遗址，此后在八十年代初，发现了偃师商城。接着九十年代又发现了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被考古学界一致肯定为商代早期都城所在地，同属早商文化。夏文化的研究是在对商文化和早商文化研究基础上展开的。由于对早商文化的深刻了解，对夏文化的认识经过近二十年来的深入探索和研究，目前已趋于一致，即以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大型宫殿基址，说明这里曾为夏都。夏文化研究取得的新成果是中国考古学和历史学上的重大突破。周代考古学研究的最重要收获，一是对西周丰镐遗址的发掘，发现了西周时期大量的墓葬和建筑遗址；二是对陕西岐山周原遗址的发掘，其中凤雏村建筑遗址和西周甲骨文的发现，为研究西周的宫寝制度及其历史提供了重要新资料。除了中原地区诸多重大考古发现外，四川广汉三星堆祭祀坑、江西新干大洋州商墓等这类同属夏商周时期而文化性质又有别于夏商周文化的重大考古发现，也令世人瞩目。
秦汉及其以后各个历史时期，也有许多重大考古发现，极大地扩展了人们的视野，丰富了人们对中国古代史的认识。被称为世界第八奇迹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和铜车马的发掘，以其宏伟气魄和精湛技艺，震惊了海内外。对历代帝王陵墓的调查、勘察和研究，始终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课题。目前经过考古勘察、发掘过的历代各类墓葬达二十万座左右。还有历代都城考古，也受到密切关注和有计划的勘察发掘。如咸阳、长安、洛阳三大秦汉都城；曹魏邺城、北魏洛阳城、北齐邺南城；隋唐长安、洛阳两京城址、扬州城址；北宋汴梁城、南宋临安城、辽中京、金中都和元大都等，都取得巨大收获。另外，在少数民族考古、边境考古等方面，也有许多重要发现。
研究宗教遗迹遗物，对探索当时历史文化的演变具有重要意义。以往对佛教遗迹遗物的考察，一般多是从美术史的角度研究其艺术价值。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考古学家宿白等学者，把石窟寺及佛教遗迹纳入考古学范畴，运用考古学方法，结合历史文献，研究和揭示佛教遗迹的历史变化，取得国际公认的学术成果。
在古代中国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不断有简牍被发现。例如汉武帝时期在孔子故宅壁中发现的用古文书写的战国竹简和西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汲郡（河南汲县）发现的“汲冢书”，对中国古代经学和古史研究起过重要的推动作用。近五十年来，简牍出土数量、规模和发掘的科学性及研究水平都远远超过历代。简牍的重大发现同甲骨文、敦煌石室经卷文书发现一样，极大地拓宽了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成为史学研究的新史料，丰富了史学研究的内容。
前面曾提到，中国是人文历史资源蕴藏极为丰富的文化大国。这里有两重含义。第一，中国那么大，历史那么长，民族那么多，考古学遗存那么丰富，遗址的类型又那么复杂，需要研究的问题更是不计其数。其中有一些关系到全人类历史发展的重大课题，例如人类的起源和早期发展，农业的起源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中国文明的起源及其对世界文明的贡献等等，既是中国考古学的研究课题，也是世界性的重要课题。中国是世界的中国，必须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来看中国。中国考古学应当走上考古学的世界大舞台，在国际考古学界的携手合作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这才是名副其实的文化大国。第二，人文历史资源，尤其是地下蕴藏的考古资源，是我们祖先留给后代的不可再生的珍贵文化遗产。“层出不穷”的考古发现固然是激动人心的，但从大多数的考古发掘简报和报告来看，这些考古发现还不免局限在以由野考古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窠臼里，还谈不上在已发掘的考古遗址里最大限度地“榨取”古代社会遗留下来的全部历史信息。我们应当以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认真保护和合理利用我们有限的人文历史资源，让中国考古学真正成为以全面复原古代人类社会历史为目标的科学的现代考古学。
二〇〇二年六月八日于北京
(“中华风物”丛书，外文出版社，2002年英文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