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箴言》与《鲁迅箴言》
发布日期：2010-06-04 浏览数：
（2010年4月28日在中共中央党校中央国家机关分校第20期司局级干部进修班“学员论坛”上的发言）
黄乔生
各位老师，同学们：
我选这个题目，有以下原因：
我们正在学“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课程。老师向大家推荐了《毛泽东箴言》。这本书是去年9月出版的，红彤彤的封面，不免让人想起文化大革命时期“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的情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本《毛泽东箴言》，印数达到14万，算是畅销书了。不过，我也听到、看到一些反面的议论，例如，有人说：“这不是《毛主席语录》又回来了嘛!”但无论如何，当前出现这样一本“畅销书”，是应该注意、值得研究的现象。
班上要举办第2期“学员论坛”了，班委会安排我讲“毛泽东与鲁迅”这个题目。毛泽东平生喜欢读鲁迅著作，给鲁迅很高的评价。把这两位伟人放在一起讨论，也许能引发兴趣和思考。不过，一个题目里两位伟人，分量是很重的。鲁迅我多少知道一点儿，可以介绍一点掌故，如鲁迅和毛泽东的联系啦，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啦，毛泽东喜欢哪些鲁迅著作啦，等等，但这些信息同学们可能早已了解，不新鲜了。至于毛泽东，他是共和国开国领袖，大政治家，我虽然读过一些他的著作，知道一点他的生平，但缺乏深入了解。我们的课程主要讲毛泽东思想，强调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的思想”区分开来。其实“毛泽东的思想”更丰富，更复杂，更难把握。我们使用的参考书，是《毛泽东选集》，也就是以前说的“雄文四卷”，而用作课堂教材的，是党校编的篇幅更少的《毛泽东著作选读》，其中好多篇是节选。毛泽东著作，据我所知，还出版过《毛泽东早期文稿》、《毛泽东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等，后两种虽然篇幅比较大，但还不是很全。迄今为止，还没有《毛泽东全集》问世。这一点，同已经出版了全集的鲁迅比，不能不说是个遗憾。我觉得，现有的文献资料还不足以让我们对毛泽东这位20世纪的伟人做出全面的评价。
巧得很，最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一本《鲁迅箴言》，与《毛泽东箴言》配成一对，现在同学们各有一册。我近来对“语录”有点兴趣，去年五六月份，我开始搜集材料，准备写《鲁迅语录阅读札记》，进行途中，看到《毛泽东箴言》出版，不禁想到，自己寂寞地在故纸堆里翻检的东西还有点意思！年底到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参加“活着的儒家文本”学术研讨会，介绍的是20世纪70年代批林批孔运动中发行的鲁迅言论集，其实也属于“鲁迅语录”的范围。
因为以上原因，我把题目缩小一些，谈一谈阅读两本箴言的感想。
一
这两本箴言的来历，可以追溯到两位伟人的语录。提起语录，四、五十岁的人很容易就想起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量出现的红色塑料皮、64开本的“红宝书”，当时《毛主席语录》和《鲁迅语录》享受同样的规格，只不过发行数量差别比较大。
语录，顾名思义，就是把说的话记录下来。在中国古代，记录教师传道授业时的问答。这种文体，一般比较原生态，不重修饰。《论语》就是一本语录，由孔丘的弟子把老师生前说过的话记录下来，编辑成书。后世不少哲人、教育家及其弟子仿照孔门作法编辑语录，用于教学，也寄望于流传。佛教传入中国，和尚做起语录来也很起劲，因为这种文体阅读起来轻松、直接、亲切。古代的皇帝不但要掌握绝对权力，有些还很想当圣人，控制民众的思想，也搞语录，并用行政手段灌输推行，例如明朝的朱元璋就这么做过。近现代中国，这种文体也没有消失，例如蒋介石在军队中散发过《曾胡治兵语录》。据统计，中国出版史上大约出版发行过150多种语录。
把说的话记录下来后，要显得有文采，要典雅，就需要修改润色。修饰过多，就不是语录，而是文章了。刻意为之的语录早已离本义甚远，应该叫做文摘，更高级一些，可以晋升为谚语或者箴言。人们引用著名作家或名人的话，外国称作Quotation。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语录翻译成英文的时候，就用的是Quotation，没有用Maxim，也没有用Proverb——《圣经》里这一部分，中国就翻译成“箴言”。现在，毛主席语录和鲁迅语录上升到箴言层面，显然，在编者心目中，有了经典性质。其实，鉴于毛泽东的威望，这次出书，如果仍称为《毛泽东语录》，名目可能更吸引人，但因为这个名称留给人的不愉快的回忆，会引起激烈的反弹也说不定。
二
这里要纠正一个错误观念：鲁迅语录也是文革的产物，是毛主席语录的副产品，是依傍《毛主席语录》繁盛起来的。我们不否认，《鲁迅语录》的鼎盛期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但事实上，在文革前，具体说，鲁迅逝世后不久，就有了鲁迅语录，而且，《毛主席语录》停止出版后，仍有多种鲁迅语录或箴言出版发行。
编辑第一本鲁迅语录的是一位化名雷白文的人，他编的《鲁迅先生语录》于1937年10月出版；1940年10月，宋云彬编辑的《鲁迅语录》由桂林文化供应社出版；尤劲编《鲁迅曰》（一名《鲁迅名言钞》），出版于1939年；1941年4月上海激流书店出版了舒士心编选的《鲁迅语录》。
类似红宝书的鲁迅语录在文革早期大量出现。现在见到的较早的版本是首都红代会、新北大井冈山兵团鲁迅纵队编印的《鲁迅语录》，1967年9月出版。此书封面的大小、版式设计和字体都与当时的《毛主席语录》极为相似。扉页上有红色题词：“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战友鲁迅精神不朽！让我们踏着文化革命先驱者鲁迅的足迹前进！让我们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道路上前进！”出自陈伯达在纪念鲁迅逝世30周年大会上所做的闭幕词。这本《鲁迅语录》是否陈伯达指示或主持编写，现在还没有材料能证明。此后，全国各地陆续出现很多版本，大多数叫《鲁迅语录》。
显然，编印鲁迅语录的主要目的是用鲁迅的话来注解毛泽东思想。大多数鲁迅语录在卷首引用毛主席对鲁迅的高度评价。为了突出毛主席，很多语录卷首印入毛泽东书写鲁迅《无题（万家墨面没蒿莱）》诗手迹。有的语录封面还印上毛主席军装像和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有的用毛泽东《在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为“代序”。更有甚者，有的版本，每部分都引毛主席语录为导语，如四川大学中文系革命委员会、东方红8.26战斗团中文系分团编的鲁迅语录，“阶级和阶级斗争”一部分，所引的最高指示是：“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结实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甚至连后附的“正误表”也要最高指示题头：“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
文革中鲁迅语录、言论的辑印，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这一点与一直发行到70年代末的毛主席语录有所不同。70年代初，鲁迅语录的高潮已经过去，而代之以“言论辑”的名目。这类出版物在批林批孔运动、评《水浒》运动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陆续出现。有的是鲁迅相关文章的选本，有的则是沿用文革语录的格式，萃集相关言论，分类编辑。
但这个时期，鲁迅的言论不能再称为“语录”。因为“语录”已为毛泽东所垄断，他人不得染指了。
20世纪80年代初至现在，中国的思想文化界有一个对毛泽东、鲁迅的“去圣化”的过程，通俗地说，是请他们两位走下神坛。但鲁迅的语录还是出版过多种。鲁迅是文豪，在人们心目中，同孔、孟、程、朱、陆、王文脉一贯，无论政治怎样来利用，他的主要业绩毕竟与政治斗争有一定的距离。新时期出版的大约十几种鲁迅语录，大多把重点放在鲁迅那独具特色的文笔上，努力理出他的思想的发展脉络，着重其思想家的品格和业绩。鲁迅形象在新的思想和文化氛围中得到廓清，鲁迅的人格魅力和深邃思想渐渐恢复本来面目。事实上，鲁迅在广大读者中仍然是极具吸引力的，其思想的光芒没有被文革时期的歪曲利用所掩盖。
1979年，中央宣传部下发文件，《毛主席语录》停止发行。2009年，与语录体同类的《毛泽东箴言》出版，时间跨度正好30年。
三
下面，我简单讲讲《毛泽东箴言》和《鲁迅箴言》的异同。
两本书在细节上有一些有趣的相似之处，例如排版格式，都是每页一条，每条的几乎每个句读都另起行，看上去简直有诗歌的模样，虽然可能有人要讥讽这是浪费纸张，不够低碳，但给民族文化经典这样的待遇，也不为过。毫无疑问，两本书的编者都将箴言作者视为民族文化的巨匠，哲人，圣人。
看版权页可知，两本箴言的编辑出版都不是个人行为。《毛泽东箴言》署名“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可能是一个与中央文献研究室有关的单位，颇有政治意味；《鲁迅箴言》则更彻底，索性署上“《鲁迅箴言》编辑组”，比文革时期的语录亮明编辑单位如“新北大井冈山兵团鲁迅纵队”、“鲁迅博物馆红色造反队”更多了神秘性。这种只突出鲁迅、不显示编者的做法，揣测起来，大约是想突出鲁迅著作的文化经典地位。
从编辑体例上看，两本箴言的编者都不对文本加注释、做评论。编辑说明都很简短，溢美之词也不算多，折射出当今社会舆论对两位伟人的评价，理性成分增多了。鲁迅箴言也不像文革时期的鲁迅语录那样，处处都要毛主席语录来提纲挈领。不过，在《鲁迅箴言》的腰封上，却赫然印着毛泽东评价鲁迅的一段话：“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新中国的圣人。”将两位伟人联系起来，恐怕多少有出版商的促销意图在里面。好在只是腰封围搭在书上，不喜欢这个比方的读者尽可将之去掉。不过，要注意的是，这段颂扬之词中虽然用了“第一等”，却总比《新民主主义论》中一连串的“最”字好一些：“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这段话说得太精彩、太感人了，但“最”字太多，就容易走极端。我们的语言中好像有个一脉相承的“传统”似的，这类词句很不少。例如文革中，林彪用类似的词句颂扬毛泽东道：“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更有甚者，“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中国人变得沉稳多了，现在的策略是尽量避免使用此类语言。因此，在《毛泽东箴言》中，就很难找到这类“说到顶”的话了。
《鲁迅箴言》中同样少有这类话。其实，鲁迅一生，尤其是前期，也说过一些偏激的话，这在新旧激烈斗争的时代是可以理解的。例如，他劝人少读或不读中国书，把中国书说得一无是处。这一条，《鲁迅箴言》就没有选用，只用了那段话的最后一句：“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从只言片语来看鲁迅思想是容易引起误解的，尤其是这类极端的话语。当然，鲁迅是文学家，写文章是要追求修辞效果的，有些话说得很精彩，读者读起来很过瘾，就像郁达夫说的那样，读鲁迅的著作，会产生即使是要喝毒药也要去读的冲动。例如《鲁迅箴言》第95条：“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用了两个“完”字，强调此类行为的恶劣，但实际上，不一定“糟完”和“偷完”，为了“面子”（这也是不良国民性之一端），总会剩下一点儿吧。文学家作文，不可能像统计局那样，精确地说出被偷走多少，剩下多少。我们读的时候，在理解作者用意的同时，心中要明白，这话里有夸张的成分。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鲁迅很少用“最”高度的言辞称赞什么，例如国家、人民、伟人等等。鲁迅是一个批判性很强、颂赞意识较弱的作家。
两本箴言收录条目都比较严谨。严格地说，《毛泽东箴言》其实仍然有语录的传统，尽管编者也很克制地尽量从毛泽东著作中选录。其实，毛泽东的有些所谓“文稿”，原本就是讲话稿，甚至是谈话的记录稿。既然是谈话，随便说说的情况就不可避免。文革中的毛主席语录，最泛滥没有标准的时候，是什么都往里面放的。例如这样的话：“王力、关锋本来就不是好人，江青早就向我汇报过。”“陈毅怎么能打倒呢？陈毅跟了我40年，功劳那么大。陈毅现在掉了20斤肉，不然我带他接见外宾。”“要保他，他是第三野战军司令、外交部长。现在没有人搞，还要他来搞。”莫名其妙，很不严肃。现在好了，要的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箴言，有普遍意义，即便是随意的谈话，也要有一点普适的道理在里面，不能是对一时一事的评论，更不能是信口开河。可以说，这是《毛泽东箴言》大不同于文革时期的《毛主席语录》的所在。《鲁迅箴言》也没有收录鲁迅日常的谈话及未经鲁迅审定的演讲稿，出版说明中表明，“全部文字均出自鲁迅文稿和书信”，大概就是这么考虑的。有一条“鲁迅语录”，大家一定很熟悉：“我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血。”其实，在鲁迅著作中是找不到这一段话的。它最早见于鲁迅逝世后许广平所写悼诗，其中的比喻生动形象，可以很好地诠释鲁迅那有名的诗句：“俯首甘为孺子牛”，因此广为流传。以前的《鲁迅语录》几乎全都收录了这一段话，有的版本甚至还把它放在卷首。但我们看，现在这本《鲁迅箴言》采取了严谨的态度，没有收录这段话。
两本箴言还有一个相同之处，应该与当前的形势有关。中国社会几十年来发生了巨大变化，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又是当前的核心理念，毛泽东和鲁迅时代很流行的阶级斗争、继续革命学说，如今已经不时兴了。政治家、革命家、军事家毛泽东在这方面留下不少“语录”，例如：“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马克思主义千条万句，归根结底一句话：造反有理。”“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语录在《毛泽东箴言》里都找不到了。
四
毛泽东和鲁迅对中国历史和现实有深刻的认识，这在两本箴言中得到浓缩式的体现。曾经有一位日本记者说，中国有两个半人最了解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当年毛泽东听人给他讲这个意思，对自己是否半个没做评论，但称赞这位记者懂得鲁迅。毛泽东自己也是懂得鲁迅的，他曾说自己的心是与鲁迅相通的。毛泽东提倡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他善于把握形势，善于利用各种条件，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留下很多宝贵的经验。他熟悉中国历史，了解世态人情，所以他做的事，成功的比较多，特别是建国前，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大家都佩服他，因此也确立了他的不可动摇的领导地位。鲁迅深刻了解中国历史和现实，用生动而细腻的文笔把他的思考成果写下来，给现代中国人以启迪和鞭策，也包括对毛泽东产生了影响。毛泽东一生喜欢鲁迅著作到了痴迷的程度，不但读普通排字本，而且读线装大字本，甚至还读鲁迅手稿；不但自己读，还推荐给干部读，要求自己的子女读，这方面有很多资料，我就不多讲了。《鲁迅箴言》中有两个部分，一是“翻开历史一查”、一是“没落的古国人民的精神的特色”，是专门讲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我们读了，会有一种印象，就是揭露落后面的条目比较多。这些批评中国国民性的话我们看了可能不舒服，但我认为还是要看，而且要认真反省。这就是鲁迅的特色，也是鲁迅的独特价值所在。当然，鲁迅也说过一些长志气、鼓劲的话，箴言中有一部分“中国的脊梁”就是，虽然条目比较少，但说得很切实，在严厉的批评和极度的失望后，又萌生了希望，又培养并坚定了奋斗向上的决心，更为难得。
还有一点，是毛泽东和鲁迅对语言风格都很重视。毛泽东是政治家，善于做群众工作和思想工作，尽力用大众语言讲话，很受欢迎。阅读《毛泽东箴言》，我们感受到他的语言口语化，简捷、明快。将这些“语录”编辑起来，很有利于把伟人的思想观念通俗化，普及给广大读者。毛泽东位高权重，有时候讲话很放得开。前几天在课堂上看到的一段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教条主义者连猪都不如，猪撞到墙上还知道拐弯，教条主义者撞得头破血流，也还是不知道拐弯。”虽然同鲁迅骂人的话“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有异曲同工之妙，但相比之下，毛泽东的话就更直白，更形象，也更容易懂。这是政治家与文学家的区别。让鲁迅说或者写毛泽东那样的话，恐怕是难为他了。
其实，鲁迅也很重视语言的通俗化和大众化，力求明白易晓，他为这理想奋斗直到晚年没有懈怠。我们看《鲁迅箴言》中绝大多数条目都不是深奥难懂的。在这方面，毛泽东对鲁迅也是称赞有加。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多次引用鲁迅的观点教育党员干部，其中引用篇幅较大的是《反对党八股》一文，所引内容是鲁迅作于1931年的《答北斗杂志社问》，主要讲怎样做文章，由八个要点组成。毛泽东引用了这样几条：“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我们党校发下来的辅助教材，学习时报社编的《改进文风学习材料》中收录了这篇文章，是毛泽东和鲁迅在“怎么写”这个问题上“相通”的明证。怎么写的问题，不仅仅关乎文章，而且关乎对事业对人生的态度，归根结底是个怎么生存怎么工作的问题。
《毛泽东箴言》强调“哲学”和方法论，这本书的腰封上在全书所分四类“观世”、“正己”、“待人”、“处事”后面都加上“哲学”二字，把毛泽东打扮成大哲学家，听起来很有学问，很深邃，但我觉得没有多大必要。毛泽东的一些人生体验和工作经验，用精炼的语言说出来，可以升华到一定的哲理高度，但并非都能以哲学目之。而且，如出版说明中说的，每一部分都用“毛泽东倡导的对立统一和矛盾转化的辩证方法进行分类”，用“又穷与无尽”、“自由与必然”、“困难与顺利”、“单纯与复杂”，甚至还有“有患与无畏”这样的“哲学”词汇作为类目，把哲学通俗化，甚至庸俗化了，已不是我们学习的德国古典哲学中那个比较“纯粹”的哲学了。尤其要注意的是，辩证法如果讲过了头，是很容易成为诡辩的，所谓“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向东也可，向西也行，说了一篇，甚至说了一本，等于没说。就像《鲁迅箴言》中有一条批评的那样：“我也曾有如现在的青年一样，向已死和未死的导师们问过应走的路。他们都说：不可向东，或西，或南，或北。但不说应该向东，或西，或南，或北。我终于发见他们心底里的蕴蓄了：不过一个‘不走’而已。”毛泽东是政治活动家，要经常决策，要经常行动而不是反复思量的，当然不会像鲁迅说的“导师们”那样行事。
因为有了这种对立统一的编排方式，毛泽东的好多虽然显得主观，但却很深刻有价值的话语没有入选《毛泽东箴言》，在深刻性和生动性方面就显得不如《鲁迅箴言》。例如，那段热情洋溢地鼓励青年人的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还有，“青年人要敢想、敢说、敢做，要从各种狭隘限制中解放出来。”可能是因为无法找到其对立面吧，《毛泽东箴言》都没有选录，不能不让人惋惜。
《鲁迅箴言》的分类，更符合鲁迅思想的脉络，每类都以鲁迅自己的词句为题，如“人世间真是难处的地方”、“没落的古国人民的精神的特色”、“中国的脊梁”、“改革如长江大河的流行”、“人立而后凡事举”、“深沉的韧性的战斗”、“使所读的书活起来”等等，我看是有一个内在线索的。
鲁迅是文学家和启蒙者，他的文字多以批判态度，讽刺口吻写出来，是想起到振聋发聩的效果，正如《鲁迅箴言》的编者所说，鲁迅文章有呐喊，有譬喻，有寓言，锦言纷至，妙语迭出，即使片段或短句，也能让读者感受到“鲁迅风”的力量和韵致。鲁迅是一个自省意识很强的思想者。《鲁迅箴言》中，直接讲自己经验和体验的、用了“我”字的条目不少，原汁原味，显得真实。如，“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世界决不和我同死，希望是在于将来的。”虽然是在说自己，但完全可以适用任何人。
当然，伟人的自夸的话，也应该严格把关，因为箴言讲究的是普遍适用。《毛泽东箴言》“正己”大类里“主动与被动”小类里选了“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文革时期有的《毛主席语录》里是写作“我就最讲‘认真’”的。我们前面说的鲁迅的“我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血。”也属于这一类。那天我看《毛泽东箴言》，见到这样一条：“没有你地球就不转了吗？地球还是照样转，事业还是照样地进行，也许还要进行得好些。”忽然想到，如果把这段话中的“你”改成“我”，岂不更好？有了清醒的认识，也不至于自高自大，弄昏了头。这自然只是一种假设，文本不可随意改动。但是，我们阅读的时候，不妨做做这种思维转换。
五
录、文摘、箴言一类读物，我们并不陌生。我们的书架上总有一些马恩列斯论××、毛主席论××，某某领导人论科学，论艺术，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等等，都是为了便于揣摩学习，把著名人物的言论分类编排。我们这次来进修，学校强调读原著，文摘类读物发得不多，但刚才提到的学习时报社编的《改进文风阅读材料》，其实就是一本文摘，收录的文字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文风》、《反对党八股》、《鲁迅论文风》等。再加上作为课外参考读物的这两本箴言，分量不算小了。
语录或者箴言给我们提供直截明快、通俗易懂的文本，省却我们的劳力，这是应该感谢的。一句或一段话，醒人耳目，发人深思，容易记诵，是语录和箴言的优点。我们平时引用别人的话证明自己的观点，特别用圣人哲人的现成话证明自己事业或观念的正当性、神圣性，是常见的方便法门。但这种体裁也存在问题，应该警惕。鲁迅写过一篇文章叫《选本》，批评有些人为了宣传或者牟利等目的，大出选集、文选。既然经过一番挑选，选本体现的当然是编选者的眼光，原作者的全貌既已难以了解，原作者的本意也常常被掩盖或歪曲，其结果，读者接受了编选者的意见，原作者很容易成了一个被任意捏弄的泥人。选本尚且有这样的缺陷，摘取片段加以编排的语录、文摘、箴言就更要谨慎对待了。
如今，人们正热衷于创作的所谓“段子”，就有“语录”或“箴言”的性质。这些段子，通过手机、网络，普遍传播。写得好，受人欢迎，转发率越高，获得的版税收入就越多。此种风气，是思想意识的变化使然，还是新技术手段催生的结果？值得思考。我有点疑惑，这种风气会不会促使中国文章“语录化”，以至于将来，在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之后，兴起一种具有时代特色的“段子文学”？这话说得远了。
今天这个题目虽然经过调整，但还是显得大，我讲得拉杂零乱，不妥之处，请老师和同学们批评。
谢谢大家！
黄乔生
各位老师，同学们：
我选这个题目，有以下原因：
我们正在学“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课程。老师向大家推荐了《毛泽东箴言》。这本书是去年9月出版的，红彤彤的封面，不免让人想起文化大革命时期“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的情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本《毛泽东箴言》，印数达到14万，算是畅销书了。不过，我也听到、看到一些反面的议论，例如，有人说：“这不是《毛主席语录》又回来了嘛!”但无论如何，当前出现这样一本“畅销书”，是应该注意、值得研究的现象。
班上要举办第2期“学员论坛”了，班委会安排我讲“毛泽东与鲁迅”这个题目。毛泽东平生喜欢读鲁迅著作，给鲁迅很高的评价。把这两位伟人放在一起讨论，也许能引发兴趣和思考。不过，一个题目里两位伟人，分量是很重的。鲁迅我多少知道一点儿，可以介绍一点掌故，如鲁迅和毛泽东的联系啦，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啦，毛泽东喜欢哪些鲁迅著作啦，等等，但这些信息同学们可能早已了解，不新鲜了。至于毛泽东，他是共和国开国领袖，大政治家，我虽然读过一些他的著作，知道一点他的生平，但缺乏深入了解。我们的课程主要讲毛泽东思想，强调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的思想”区分开来。其实“毛泽东的思想”更丰富，更复杂，更难把握。我们使用的参考书，是《毛泽东选集》，也就是以前说的“雄文四卷”，而用作课堂教材的，是党校编的篇幅更少的《毛泽东著作选读》，其中好多篇是节选。毛泽东著作，据我所知，还出版过《毛泽东早期文稿》、《毛泽东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等，后两种虽然篇幅比较大，但还不是很全。迄今为止，还没有《毛泽东全集》问世。这一点，同已经出版了全集的鲁迅比，不能不说是个遗憾。我觉得，现有的文献资料还不足以让我们对毛泽东这位20世纪的伟人做出全面的评价。
巧得很，最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一本《鲁迅箴言》，与《毛泽东箴言》配成一对，现在同学们各有一册。我近来对“语录”有点兴趣，去年五六月份，我开始搜集材料，准备写《鲁迅语录阅读札记》，进行途中，看到《毛泽东箴言》出版，不禁想到，自己寂寞地在故纸堆里翻检的东西还有点意思！年底到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参加“活着的儒家文本”学术研讨会，介绍的是20世纪70年代批林批孔运动中发行的鲁迅言论集，其实也属于“鲁迅语录”的范围。
因为以上原因，我把题目缩小一些，谈一谈阅读两本箴言的感想。
一
这两本箴言的来历，可以追溯到两位伟人的语录。提起语录，四、五十岁的人很容易就想起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量出现的红色塑料皮、64开本的“红宝书”，当时《毛主席语录》和《鲁迅语录》享受同样的规格，只不过发行数量差别比较大。
语录，顾名思义，就是把说的话记录下来。在中国古代，记录教师传道授业时的问答。这种文体，一般比较原生态，不重修饰。《论语》就是一本语录，由孔丘的弟子把老师生前说过的话记录下来，编辑成书。后世不少哲人、教育家及其弟子仿照孔门作法编辑语录，用于教学，也寄望于流传。佛教传入中国，和尚做起语录来也很起劲，因为这种文体阅读起来轻松、直接、亲切。古代的皇帝不但要掌握绝对权力，有些还很想当圣人，控制民众的思想，也搞语录，并用行政手段灌输推行，例如明朝的朱元璋就这么做过。近现代中国，这种文体也没有消失，例如蒋介石在军队中散发过《曾胡治兵语录》。据统计，中国出版史上大约出版发行过150多种语录。
把说的话记录下来后，要显得有文采，要典雅，就需要修改润色。修饰过多，就不是语录，而是文章了。刻意为之的语录早已离本义甚远，应该叫做文摘，更高级一些，可以晋升为谚语或者箴言。人们引用著名作家或名人的话，外国称作Quotation。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语录翻译成英文的时候，就用的是Quotation，没有用Maxim，也没有用Proverb——《圣经》里这一部分，中国就翻译成“箴言”。现在，毛主席语录和鲁迅语录上升到箴言层面，显然，在编者心目中，有了经典性质。其实，鉴于毛泽东的威望，这次出书，如果仍称为《毛泽东语录》，名目可能更吸引人，但因为这个名称留给人的不愉快的回忆，会引起激烈的反弹也说不定。
二
这里要纠正一个错误观念：鲁迅语录也是文革的产物，是毛主席语录的副产品，是依傍《毛主席语录》繁盛起来的。我们不否认，《鲁迅语录》的鼎盛期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但事实上，在文革前，具体说，鲁迅逝世后不久，就有了鲁迅语录，而且，《毛主席语录》停止出版后，仍有多种鲁迅语录或箴言出版发行。
编辑第一本鲁迅语录的是一位化名雷白文的人，他编的《鲁迅先生语录》于1937年10月出版；1940年10月，宋云彬编辑的《鲁迅语录》由桂林文化供应社出版；尤劲编《鲁迅曰》（一名《鲁迅名言钞》），出版于1939年；1941年4月上海激流书店出版了舒士心编选的《鲁迅语录》。
类似红宝书的鲁迅语录在文革早期大量出现。现在见到的较早的版本是首都红代会、新北大井冈山兵团鲁迅纵队编印的《鲁迅语录》，1967年9月出版。此书封面的大小、版式设计和字体都与当时的《毛主席语录》极为相似。扉页上有红色题词：“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战友鲁迅精神不朽！让我们踏着文化革命先驱者鲁迅的足迹前进！让我们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道路上前进！”出自陈伯达在纪念鲁迅逝世30周年大会上所做的闭幕词。这本《鲁迅语录》是否陈伯达指示或主持编写，现在还没有材料能证明。此后，全国各地陆续出现很多版本，大多数叫《鲁迅语录》。
显然，编印鲁迅语录的主要目的是用鲁迅的话来注解毛泽东思想。大多数鲁迅语录在卷首引用毛主席对鲁迅的高度评价。为了突出毛主席，很多语录卷首印入毛泽东书写鲁迅《无题（万家墨面没蒿莱）》诗手迹。有的语录封面还印上毛主席军装像和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有的用毛泽东《在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为“代序”。更有甚者，有的版本，每部分都引毛主席语录为导语，如四川大学中文系革命委员会、东方红8.26战斗团中文系分团编的鲁迅语录，“阶级和阶级斗争”一部分，所引的最高指示是：“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结实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甚至连后附的“正误表”也要最高指示题头：“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
文革中鲁迅语录、言论的辑印，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这一点与一直发行到70年代末的毛主席语录有所不同。70年代初，鲁迅语录的高潮已经过去，而代之以“言论辑”的名目。这类出版物在批林批孔运动、评《水浒》运动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陆续出现。有的是鲁迅相关文章的选本，有的则是沿用文革语录的格式，萃集相关言论，分类编辑。
但这个时期，鲁迅的言论不能再称为“语录”。因为“语录”已为毛泽东所垄断，他人不得染指了。
20世纪80年代初至现在，中国的思想文化界有一个对毛泽东、鲁迅的“去圣化”的过程，通俗地说，是请他们两位走下神坛。但鲁迅的语录还是出版过多种。鲁迅是文豪，在人们心目中，同孔、孟、程、朱、陆、王文脉一贯，无论政治怎样来利用，他的主要业绩毕竟与政治斗争有一定的距离。新时期出版的大约十几种鲁迅语录，大多把重点放在鲁迅那独具特色的文笔上，努力理出他的思想的发展脉络，着重其思想家的品格和业绩。鲁迅形象在新的思想和文化氛围中得到廓清，鲁迅的人格魅力和深邃思想渐渐恢复本来面目。事实上，鲁迅在广大读者中仍然是极具吸引力的，其思想的光芒没有被文革时期的歪曲利用所掩盖。
1979年，中央宣传部下发文件，《毛主席语录》停止发行。2009年，与语录体同类的《毛泽东箴言》出版，时间跨度正好30年。
三
下面，我简单讲讲《毛泽东箴言》和《鲁迅箴言》的异同。
两本书在细节上有一些有趣的相似之处，例如排版格式，都是每页一条，每条的几乎每个句读都另起行，看上去简直有诗歌的模样，虽然可能有人要讥讽这是浪费纸张，不够低碳，但给民族文化经典这样的待遇，也不为过。毫无疑问，两本书的编者都将箴言作者视为民族文化的巨匠，哲人，圣人。
看版权页可知，两本箴言的编辑出版都不是个人行为。《毛泽东箴言》署名“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可能是一个与中央文献研究室有关的单位，颇有政治意味；《鲁迅箴言》则更彻底，索性署上“《鲁迅箴言》编辑组”，比文革时期的语录亮明编辑单位如“新北大井冈山兵团鲁迅纵队”、“鲁迅博物馆红色造反队”更多了神秘性。这种只突出鲁迅、不显示编者的做法，揣测起来，大约是想突出鲁迅著作的文化经典地位。
从编辑体例上看，两本箴言的编者都不对文本加注释、做评论。编辑说明都很简短，溢美之词也不算多，折射出当今社会舆论对两位伟人的评价，理性成分增多了。鲁迅箴言也不像文革时期的鲁迅语录那样，处处都要毛主席语录来提纲挈领。不过，在《鲁迅箴言》的腰封上，却赫然印着毛泽东评价鲁迅的一段话：“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新中国的圣人。”将两位伟人联系起来，恐怕多少有出版商的促销意图在里面。好在只是腰封围搭在书上，不喜欢这个比方的读者尽可将之去掉。不过，要注意的是，这段颂扬之词中虽然用了“第一等”，却总比《新民主主义论》中一连串的“最”字好一些：“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这段话说得太精彩、太感人了，但“最”字太多，就容易走极端。我们的语言中好像有个一脉相承的“传统”似的，这类词句很不少。例如文革中，林彪用类似的词句颂扬毛泽东道：“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更有甚者，“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中国人变得沉稳多了，现在的策略是尽量避免使用此类语言。因此，在《毛泽东箴言》中，就很难找到这类“说到顶”的话了。
《鲁迅箴言》中同样少有这类话。其实，鲁迅一生，尤其是前期，也说过一些偏激的话，这在新旧激烈斗争的时代是可以理解的。例如，他劝人少读或不读中国书，把中国书说得一无是处。这一条，《鲁迅箴言》就没有选用，只用了那段话的最后一句：“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从只言片语来看鲁迅思想是容易引起误解的，尤其是这类极端的话语。当然，鲁迅是文学家，写文章是要追求修辞效果的，有些话说得很精彩，读者读起来很过瘾，就像郁达夫说的那样，读鲁迅的著作，会产生即使是要喝毒药也要去读的冲动。例如《鲁迅箴言》第95条：“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用了两个“完”字，强调此类行为的恶劣，但实际上，不一定“糟完”和“偷完”，为了“面子”（这也是不良国民性之一端），总会剩下一点儿吧。文学家作文，不可能像统计局那样，精确地说出被偷走多少，剩下多少。我们读的时候，在理解作者用意的同时，心中要明白，这话里有夸张的成分。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鲁迅很少用“最”高度的言辞称赞什么，例如国家、人民、伟人等等。鲁迅是一个批判性很强、颂赞意识较弱的作家。
两本箴言收录条目都比较严谨。严格地说，《毛泽东箴言》其实仍然有语录的传统，尽管编者也很克制地尽量从毛泽东著作中选录。其实，毛泽东的有些所谓“文稿”，原本就是讲话稿，甚至是谈话的记录稿。既然是谈话，随便说说的情况就不可避免。文革中的毛主席语录，最泛滥没有标准的时候，是什么都往里面放的。例如这样的话：“王力、关锋本来就不是好人，江青早就向我汇报过。”“陈毅怎么能打倒呢？陈毅跟了我40年，功劳那么大。陈毅现在掉了20斤肉，不然我带他接见外宾。”“要保他，他是第三野战军司令、外交部长。现在没有人搞，还要他来搞。”莫名其妙，很不严肃。现在好了，要的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箴言，有普遍意义，即便是随意的谈话，也要有一点普适的道理在里面，不能是对一时一事的评论，更不能是信口开河。可以说，这是《毛泽东箴言》大不同于文革时期的《毛主席语录》的所在。《鲁迅箴言》也没有收录鲁迅日常的谈话及未经鲁迅审定的演讲稿，出版说明中表明，“全部文字均出自鲁迅文稿和书信”，大概就是这么考虑的。有一条“鲁迅语录”，大家一定很熟悉：“我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血。”其实，在鲁迅著作中是找不到这一段话的。它最早见于鲁迅逝世后许广平所写悼诗，其中的比喻生动形象，可以很好地诠释鲁迅那有名的诗句：“俯首甘为孺子牛”，因此广为流传。以前的《鲁迅语录》几乎全都收录了这一段话，有的版本甚至还把它放在卷首。但我们看，现在这本《鲁迅箴言》采取了严谨的态度，没有收录这段话。
两本箴言还有一个相同之处，应该与当前的形势有关。中国社会几十年来发生了巨大变化，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又是当前的核心理念，毛泽东和鲁迅时代很流行的阶级斗争、继续革命学说，如今已经不时兴了。政治家、革命家、军事家毛泽东在这方面留下不少“语录”，例如：“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马克思主义千条万句，归根结底一句话：造反有理。”“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语录在《毛泽东箴言》里都找不到了。
四
毛泽东和鲁迅对中国历史和现实有深刻的认识，这在两本箴言中得到浓缩式的体现。曾经有一位日本记者说，中国有两个半人最了解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当年毛泽东听人给他讲这个意思，对自己是否半个没做评论，但称赞这位记者懂得鲁迅。毛泽东自己也是懂得鲁迅的，他曾说自己的心是与鲁迅相通的。毛泽东提倡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他善于把握形势，善于利用各种条件，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留下很多宝贵的经验。他熟悉中国历史，了解世态人情，所以他做的事，成功的比较多，特别是建国前，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大家都佩服他，因此也确立了他的不可动摇的领导地位。鲁迅深刻了解中国历史和现实，用生动而细腻的文笔把他的思考成果写下来，给现代中国人以启迪和鞭策，也包括对毛泽东产生了影响。毛泽东一生喜欢鲁迅著作到了痴迷的程度，不但读普通排字本，而且读线装大字本，甚至还读鲁迅手稿；不但自己读，还推荐给干部读，要求自己的子女读，这方面有很多资料，我就不多讲了。《鲁迅箴言》中有两个部分，一是“翻开历史一查”、一是“没落的古国人民的精神的特色”，是专门讲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我们读了，会有一种印象，就是揭露落后面的条目比较多。这些批评中国国民性的话我们看了可能不舒服，但我认为还是要看，而且要认真反省。这就是鲁迅的特色，也是鲁迅的独特价值所在。当然，鲁迅也说过一些长志气、鼓劲的话，箴言中有一部分“中国的脊梁”就是，虽然条目比较少，但说得很切实，在严厉的批评和极度的失望后，又萌生了希望，又培养并坚定了奋斗向上的决心，更为难得。
还有一点，是毛泽东和鲁迅对语言风格都很重视。毛泽东是政治家，善于做群众工作和思想工作，尽力用大众语言讲话，很受欢迎。阅读《毛泽东箴言》，我们感受到他的语言口语化，简捷、明快。将这些“语录”编辑起来，很有利于把伟人的思想观念通俗化，普及给广大读者。毛泽东位高权重，有时候讲话很放得开。前几天在课堂上看到的一段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教条主义者连猪都不如，猪撞到墙上还知道拐弯，教条主义者撞得头破血流，也还是不知道拐弯。”虽然同鲁迅骂人的话“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有异曲同工之妙，但相比之下，毛泽东的话就更直白，更形象，也更容易懂。这是政治家与文学家的区别。让鲁迅说或者写毛泽东那样的话，恐怕是难为他了。
其实，鲁迅也很重视语言的通俗化和大众化，力求明白易晓，他为这理想奋斗直到晚年没有懈怠。我们看《鲁迅箴言》中绝大多数条目都不是深奥难懂的。在这方面，毛泽东对鲁迅也是称赞有加。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多次引用鲁迅的观点教育党员干部，其中引用篇幅较大的是《反对党八股》一文，所引内容是鲁迅作于1931年的《答北斗杂志社问》，主要讲怎样做文章，由八个要点组成。毛泽东引用了这样几条：“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我们党校发下来的辅助教材，学习时报社编的《改进文风学习材料》中收录了这篇文章，是毛泽东和鲁迅在“怎么写”这个问题上“相通”的明证。怎么写的问题，不仅仅关乎文章，而且关乎对事业对人生的态度，归根结底是个怎么生存怎么工作的问题。
《毛泽东箴言》强调“哲学”和方法论，这本书的腰封上在全书所分四类“观世”、“正己”、“待人”、“处事”后面都加上“哲学”二字，把毛泽东打扮成大哲学家，听起来很有学问，很深邃，但我觉得没有多大必要。毛泽东的一些人生体验和工作经验，用精炼的语言说出来，可以升华到一定的哲理高度，但并非都能以哲学目之。而且，如出版说明中说的，每一部分都用“毛泽东倡导的对立统一和矛盾转化的辩证方法进行分类”，用“又穷与无尽”、“自由与必然”、“困难与顺利”、“单纯与复杂”，甚至还有“有患与无畏”这样的“哲学”词汇作为类目，把哲学通俗化，甚至庸俗化了，已不是我们学习的德国古典哲学中那个比较“纯粹”的哲学了。尤其要注意的是，辩证法如果讲过了头，是很容易成为诡辩的，所谓“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向东也可，向西也行，说了一篇，甚至说了一本，等于没说。就像《鲁迅箴言》中有一条批评的那样：“我也曾有如现在的青年一样，向已死和未死的导师们问过应走的路。他们都说：不可向东，或西，或南，或北。但不说应该向东，或西，或南，或北。我终于发见他们心底里的蕴蓄了：不过一个‘不走’而已。”毛泽东是政治活动家，要经常决策，要经常行动而不是反复思量的，当然不会像鲁迅说的“导师们”那样行事。
因为有了这种对立统一的编排方式，毛泽东的好多虽然显得主观，但却很深刻有价值的话语没有入选《毛泽东箴言》，在深刻性和生动性方面就显得不如《鲁迅箴言》。例如，那段热情洋溢地鼓励青年人的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还有，“青年人要敢想、敢说、敢做，要从各种狭隘限制中解放出来。”可能是因为无法找到其对立面吧，《毛泽东箴言》都没有选录，不能不让人惋惜。
《鲁迅箴言》的分类，更符合鲁迅思想的脉络，每类都以鲁迅自己的词句为题，如“人世间真是难处的地方”、“没落的古国人民的精神的特色”、“中国的脊梁”、“改革如长江大河的流行”、“人立而后凡事举”、“深沉的韧性的战斗”、“使所读的书活起来”等等，我看是有一个内在线索的。
鲁迅是文学家和启蒙者，他的文字多以批判态度，讽刺口吻写出来，是想起到振聋发聩的效果，正如《鲁迅箴言》的编者所说，鲁迅文章有呐喊，有譬喻，有寓言，锦言纷至，妙语迭出，即使片段或短句，也能让读者感受到“鲁迅风”的力量和韵致。鲁迅是一个自省意识很强的思想者。《鲁迅箴言》中，直接讲自己经验和体验的、用了“我”字的条目不少，原汁原味，显得真实。如，“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世界决不和我同死，希望是在于将来的。”虽然是在说自己，但完全可以适用任何人。
当然，伟人的自夸的话，也应该严格把关，因为箴言讲究的是普遍适用。《毛泽东箴言》“正己”大类里“主动与被动”小类里选了“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文革时期有的《毛主席语录》里是写作“我就最讲‘认真’”的。我们前面说的鲁迅的“我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血。”也属于这一类。那天我看《毛泽东箴言》，见到这样一条：“没有你地球就不转了吗？地球还是照样转，事业还是照样地进行，也许还要进行得好些。”忽然想到，如果把这段话中的“你”改成“我”，岂不更好？有了清醒的认识，也不至于自高自大，弄昏了头。这自然只是一种假设，文本不可随意改动。但是，我们阅读的时候，不妨做做这种思维转换。
五
录、文摘、箴言一类读物，我们并不陌生。我们的书架上总有一些马恩列斯论××、毛主席论××，某某领导人论科学，论艺术，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等等，都是为了便于揣摩学习，把著名人物的言论分类编排。我们这次来进修，学校强调读原著，文摘类读物发得不多，但刚才提到的学习时报社编的《改进文风阅读材料》，其实就是一本文摘，收录的文字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文风》、《反对党八股》、《鲁迅论文风》等。再加上作为课外参考读物的这两本箴言，分量不算小了。
语录或者箴言给我们提供直截明快、通俗易懂的文本，省却我们的劳力，这是应该感谢的。一句或一段话，醒人耳目，发人深思，容易记诵，是语录和箴言的优点。我们平时引用别人的话证明自己的观点，特别用圣人哲人的现成话证明自己事业或观念的正当性、神圣性，是常见的方便法门。但这种体裁也存在问题，应该警惕。鲁迅写过一篇文章叫《选本》，批评有些人为了宣传或者牟利等目的，大出选集、文选。既然经过一番挑选，选本体现的当然是编选者的眼光，原作者的全貌既已难以了解，原作者的本意也常常被掩盖或歪曲，其结果，读者接受了编选者的意见，原作者很容易成了一个被任意捏弄的泥人。选本尚且有这样的缺陷，摘取片段加以编排的语录、文摘、箴言就更要谨慎对待了。
如今，人们正热衷于创作的所谓“段子”，就有“语录”或“箴言”的性质。这些段子，通过手机、网络，普遍传播。写得好，受人欢迎，转发率越高，获得的版税收入就越多。此种风气，是思想意识的变化使然，还是新技术手段催生的结果？值得思考。我有点疑惑，这种风气会不会促使中国文章“语录化”，以至于将来，在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之后，兴起一种具有时代特色的“段子文学”？这话说得远了。
今天这个题目虽然经过调整，但还是显得大，我讲得拉杂零乱，不妥之处，请老师和同学们批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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