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得后

研究鲁迅的人是非读《鲁迅译文全集》不可的。因为鲁迅一生致力于翻译，直到逝世前一天，突发重病，在病床上问许广平当天日报消息，听说有《译文》广告，他翻译的《死魂灵》登出来了。要过报纸，眼镜，“一面喘息一面细看《译文》广告，看了好久才放下”。鲁迅一生翻译的作品约三百万字，超过他母语写作文字包括书信和日记在内的总和；尤其他懂的外文及其翻译对他的思想和创作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我想，可以说，没有翻译就没有鲁迅。

研究中国现代翻译理论和翻译史的人也是不可不读《鲁迅译文全集》的。因为鲁迅极其重视翻译，他驳斥“创作是处女，翻译是媒婆”的轻薄言论，平等看待创作与翻译，“翻译和创作，应该一同提倡，决不可压抑了一面”；“为翻译辩护”，两论“重译”， 主张“非有复译不可”的；提出了“拿来主义”，提出了“直译”的翻译理论。

性喜挑剔排斥鲁迅的人，最好也翻翻《鲁迅译文全集》，这样可以使自己多少“言之有物”，“持之有故”，比较可读，或有所可兹借鉴的东西，不至于沦为“轻薄为文哂未休”。

自然，追求不高不低，不偏不倚，对鲁迅作出心仪的标准答案的人，更加不能不熟读《鲁迅译文全集》。

鲁迅的翻译如此重要，却长期受到严重的轻视与指摘。鲁迅逝世以后，在抗战烽火中，在“孤岛”的上海，鲁迅夫人许广平先生和诸多贤哲冒险出版了二十卷《鲁迅全集》，其中收录了创作，古籍研究著作和翻译，在总体上反映了“全集”之“全”；也创建了符合鲁迅文学工作全貌的框架。为鲁迅研究提供了全面的资料。可惜这样的好开端没有得到继承，更未能加以完善。

1957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十卷本《鲁迅全集》，随后出版了十卷本《鲁迅译文集》。鲁迅的古籍研究阙如。1981年为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修订再版了十六卷本《鲁迅全集》（含一卷索引）。新世纪之初，启动小修小补《鲁迅全集》的工作，于2005年出版了十八卷本《鲁迅全集》（含一卷索引）。当启动重修《鲁迅全集》的“咨询”会上，有人建议，也是呼吁，重新编辑出版《鲁迅译文全集》，至今杳如黄鹤。而鲁迅博物馆拜改革开放之赐，既开放鲁迅著译编辑，也开放鲁迅著作出版的良机，和福建教育出版社合作，出版了这套《鲁迅译文全集》。它至少有三大意义。

它的第一大意义，是弥补了半个世纪空缺。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译文集》的断档，使改革开放以来的鲁迅研究者，极其难以读到鲁迅的译文，购买更有如九天揽月。特别是近几年来，年轻一代鲁迅研究者，注意到研究鲁迅翻译。国内我见到的已经有两种专门研究鲁迅翻译的专著了。尤其令我惊喜的是，台湾清华大学施淑教授和吕正惠教授指导彭明伟博士写了《五四时期周氏兄弟的翻译文学之研究》的博士论文，不仅成就可观，更有动人的缘起。彭明伟博士在开篇的《一段感性的开场》，记述到山西旅游，在大同火车站前一书店买到1938年版《鲁迅全集》的事情。他写道：“当时还想到塞外欣赏草原风光，从大同‘出关’到内蒙只要一段不远的路程，但有谁会抱着一套《鲁迅全集》去探访成吉思汗和王昭君的墓冢呢？想了想于是便作罢了。在这么一个偏僻而陌生的城市买到这么一套陌生的全集，让我至今想起来仍感到万分幸运，为了分享自己的喜悦，我忍不住四处向亲朋好友炫耀吹嘘。”这样，成就了他对博士论文的写作。这样，诞生了一个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鲁迅兄弟加深两岸兄弟情谊的故事。我相信，这套《鲁迅译文全集》的出版，一定会有力推动鲁迅研究的。

第二大意义，是纠正了半个世纪来鲁迅译著出版指导思想的错误，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的精神，昭示了鲁迅译著编辑出版方面思想解放的成果。整整五十年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在《鲁迅译文集》中，有一个重要的《出版说明》，它说“新收入现在收集到的，以前未经结集的全部译文”，却又以“二十卷集《鲁迅全集》原有的《药用植物》一种，因系自然科学方面的专书，所以本版没有收入。”鲁迅有言：“故科学者，神圣之光，照世界者也，可以遏末流而生感动。时泰，则为人性之光；……顾犹有不可忽者，为当防社会入于偏，日趋而之一极，精神渐失，则破灭亦随之。盖使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故人群所当希冀要求者，不惟奈端已也，亦希诗人如狭斯丕尔（Shakespeare）；不惟波尔，亦希画师如洛菲罗（Raphaelo）；既有康德，亦必有乐人如培得诃芬（Beethoven）；既有达尔文，亦必有文人如嘉来勒（Garlyle）。凡此者，皆所以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因以见今日之文明者也。嗟夫，彼人文史实之所垂示，固如是已！”重视自然科学，把自然科学知识与精神当作人性的两翼之一，不可或缺，正是鲁迅思想的特质。不收，对于鲁迅研究是不利的。更有甚者，是扣发和挖掉鲁迅的译文。还要在《出版说明》中大加指摘，说道：“这些译文，现在看来，其中有一些已经失去了译者介绍它们时所具有的作用和意义；或者甚至变成为有害的东西了。如厨川白村的文艺论文，鹤见佑辅的随笔，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以及收入《文艺政策》一书中的某些发言记录等；我们只把它们作为一种供给研究者参考的资料，收编入这部译文集中，不另单独出版。”要说仅供参考，什么书籍，什么资料不是仅供参考呢？尤其是历史上存在的书籍。至于有没有作用和意义，是有害的或无害的，有益的或无益的，历史再一次证明，这是辩证的、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形而上学的。鲁迅说“一切都是中间物”，鲁迅说他自己的作品“应该和光阴偕逝，逐渐消亡，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令人悲痛的是，鲁迅译著远未到“消亡”的时代。《鲁迅译文全集》从这种《出版说明》的指导思想中解放出来，是很可贵的。

第三大意义，提供了一个新的版本。鲁迅的译文，现在有三种版本。一是1938年二十卷本《鲁迅全集》中的译文版本。二是1958年的《鲁迅译文集》。三，是现在的新版本。这的确是新的。它的新，一，体现在重新收入《药用植物》。二，体现在将人民文学出版社版《鲁迅译文集》扣发的托洛茨基作《亚历山大·勃洛克》编入。三，它作了进一步校勘。不但改正了许多误植，有的更是补上漏排的句子，如：普列汉诺夫的《车勒芮绥夫斯基的文学观》 第一章发表于1930年2月15日《文艺研究》季刊第一卷第一期；第二章鲁迅生前未发表，手稿现藏北京鲁迅博物馆。第一章，1958年版《鲁迅译文集》第10卷第266页：“诚然，‘倘使当作如此’，则创造底想像将失其去路，这事是应该同意的。Chernyshevski却决没有将艺术来和科学‘同视’。”而原刊《文艺研究》第138页Chernyshevski前还有整整一句：“但是，这‘倘使当作如此’，是Skabichevski凭自己想出来的。”又，在根据手稿刊发第二章的时候，整理颇不细心，出现多种错误，如当时鲁迅翻译中特意区分“的”“底”“地”，整理者却多处将“底”随手改为“的”；多处将“的”丢掉。这种种方面，显示出《鲁迅译文全集》的版本价值。无疑是很重要的。

看到《鲁迅译文全集》终于出版了，有如至友自天边来，那快慰无以言喻也。好几天，翻阅它，摩挲它，挑剔它。是的，我看到我以为的瑕疵。我还是信服鲁迅，他说：“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鲁迅的译文是这样，编辑，注释，也是这样的。但是，至友终于来了，还有什么比这更好呢！

                             二〇〇八年六月二十日星期五